第一百零二章刘挚的为相之道
元佑五年九月，此时的刘挚刚从曹州回到汴京不久，，他这几日没有上朝，却是十分难得地在府邸里好好将息。赵煦颇为体谅这位已经年过六十的老臣，在他回京之后，准许他好好将养几日。至于曹州厢军的善后事宜，早在刘挚到京之前，就用专折的形式向赵煦禀报过了。
赵煦览奏之后，深觉满意。尤其是刘挚对那五千余名愿意转军为民的厢军士卒的处置，让赵煦看了之后，顿时有了一种豁然开朗的感觉。他原本就在想如何解决厢军士卒垦荒积极性不高的这个难题，刘挚在曹州的做法，让赵煦在取法后世的基础上，又多了一种选择。不过刘挚的这种做法实际效果如何，目前为时尚短，还不能就此下结论，所以赵煦也没有急于下旨，把他的这种做法推广到各地。
不过刘挚虽然暂时不用上朝，但在他到京仅仅三天之后，赵煦就已经正式下诏，在刘挚原有官职的基础上，加封他为同中书门下平章事。这道旨意一出，朝中群臣人人心里都跟明镜似的，明白已经空悬了不少时间的相位，如今终于有了一个看似有些意外，但仔细一琢磨，却又十分合情合理的人选。至此，这些日子以来，朝中群臣颇有些波动的人心，又渐渐地转向平静。
群臣虽然不清楚，刘挚是在什么时候简在帝心的，但此次曹州厢军的顺利善后，无疑是刘挚能继吕大防之后，成为百官之首的一个重要原因。有几位资历和刘挚差不多的大臣此时在心里暗暗后悔：要是早知道曹州之行会有如此丰厚的回报，当初朝中群臣聚在一起商议之时，自己就应该自告奋勇的。不过这种“事后诸葛亮”式的后悔自然于事无补。
在自家府邸好好地将养了几日之后，刘挚重新恢复了他去曹州之前的工作状态，每日里不是上朝就是到政事堂轮值。所不同的是，刘挚在朝堂上的话语权比他去曹州之前要大了不少。群臣在朝堂上处理政事的时候，若遇意见分歧之时，原先大都以吕大防的意见为准，然后再将这种意见上奏给官家，以做最后的裁定。如今吕大防去位，刘挚继任宰相，所以就变成以政事刘挚的意见为准。这是大宋朝自开国以来，处理重大政事的潜规则，不然何以彰明宰相的地位之尊。
当然每一任宰相都有自己处理政事的“风格”。遇到吕公著、吕大防那样比较强势的宰相，当宰相和皇帝意见不一的时候，就很容易出现冲突，但如果碰到像神宗朝王圭那样的“奉旨宰相”，那皇帝处理起政事来就会比较顺手。而赵煦在这方面，无疑遗传了他老爹的性格，喜欢用“听话”一些的宰相。至于刘挚是不是“听话”，那就要看他在今后的日子里，能否跟赵煦“合拍”了。
刘挚在接到那道加封他为同中书门下平章事的圣旨之后，除了印证了一下他这些天来心中的预感之外，其实心里并没有觉得特别高兴。尽管能成为宰相，可以说是这个时代每一个身在仕途的臣子的最高目标。因为这在很大程度上，足以证明他这一生的成功。但刘挚也清楚地知道，就眼下朝堂的环境，宰相这个位子，是很不容易坐的。看看自己的前任吕大防的经历就知道，要想在这个位子上做得久、做得稳，绝不是一件容易的事。而一个已经做到宰执地位的大臣，如果想要自己仕途能有一个圆满结局的话，那更是一件难上加难的事。像前唐玄宗朝时李林甫那样为相十九年，最后还能得一个善终的，就算翻遍史书，也没有几个。
刘挚既不想成为吕大防第二，最终落一个十分难堪的结局，也没有李林甫那样为相十九年，独揽朝政大全的野心。但他也不想像神宗朝的王圭那样，事事以皇帝的意志为准，最终成为被时人的笑柄。刘挚有他自己的为相之道，如果非要简单概括的话，其实就是四个字：绵里藏针。
刘挚心里清楚，赵煦的年纪虽然还轻，但绝不是遇事毫无主见的刘阿斗。这一点，即使没有吕大防等人的前车之鉴，只要光看太皇太后从临朝执政到退居深宫的整个经历，也能明白一二。
像太皇太后那种厉害之极的人，当今官家都能在短短数年之内，就把她从朝堂上一声令下，万人景从的那个位子上“赶”下来，可见官家在权谋之术上的深藏不漏。与之相比，刘挚觉得吕大防被罢相，根本就是一件不值一提的事。所以从刘挚当上宰相的第一天起，他就在心里打定了主意：在政事上若遇官家意见和自己相悖的，一定不能像吕大防那样硬挺到底，还是应以官家的意见为准。也就是要摆正自己在朝廷中的“位置”。原因很简单，就算身为宰相之尊，归根到底也只是一介臣子罢了。
但如果遇到“原则性冲突”的话，刘挚不希望自己只会一味地妥协退让，最终成为官家的“应声虫”。若是那样，那这个宰相之位，对刘挚而言除了一个给旁人看的虚名以外，就没有任何用处了。刘挚可不想将来的史书上，在提到自己的时候，也有一个类似“奉旨宰相”那样的坏名声。
每一位儒家学说浸润出来的士子，在刚步入仕途的时候，都会意气风发地以为，自己可以从此在官场上大展手脚，像圣贤书上教诲的那样，实现“致君尧舜上再使风俗淳”的政治理想。但随着他们在官场上逐渐年深日久地呆下来，这种可以说政治童话式的理想，很快就会成为无根之木、无源之水。除了偶尔在嘴上说说以外，很少有人会终身把它当成自己在官场上的追求。
但也不是没有人例外，范纯仁的老子范仲淹，就是衮衮众人之中例外的一位。而从某种意义上说，刘挚是范仲淹的同路人。不然他何必在当了几年百姓之后，又重新奋不顾身地投到官场当中。这些年以来，不管是身在朝廷还是地方，甚至回乡成为百姓，刘挚都没有忘了自己从政的初衷——致君尧舜上再使风俗淳。和那些纯粹把这句话当口号的人不同，刘挚是真的把它当成了自己人生信条，从读书进学到如今位极人臣，这几十年下来从未改变。
可以说，刘挚是现在大宋官场上的“稀有动物”，而这样的一个人，在成为宰相之后，就算为了自保，有时会对皇权有一些必要的“妥协”，但若是遇到关系到大宋千万百姓命运的国策之时，刘挚可是半步都不会退让的。但这一点，一直到数年之后，赵煦才能“有幸”见识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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赵煦览奏之后，深觉满意。尤其是刘挚对那五千余名愿意转军为民的厢军士卒的处置，让赵煦看了之后，顿时有了一种豁然开朗的感觉。他原本就在想如何解决厢军士卒垦荒积极性不高的这个难题，刘挚在曹州的做法，让赵煦在取法后世的基础上，又多了一种选择。不过刘挚的这种做法实际效果如何，目前为时尚短，还不能就此下结论，所以赵煦也没有急于下旨，把他的这种做法推广到各地。
不过刘挚虽然暂时不用上朝，但在他到京仅仅三天之后，赵煦就已经正式下诏，在刘挚原有官职的基础上，加封他为同中书门下平章事。这道旨意一出，朝中群臣人人心里都跟明镜似的，明白已经空悬了不少时间的相位，如今终于有了一个看似有些意外，但仔细一琢磨，却又十分合情合理的人选。至此，这些日子以来，朝中群臣颇有些波动的人心，又渐渐地转向平静。
群臣虽然不清楚，刘挚是在什么时候简在帝心的，但此次曹州厢军的顺利善后，无疑是刘挚能继吕大防之后，成为百官之首的一个重要原因。有几位资历和刘挚差不多的大臣此时在心里暗暗后悔：要是早知道曹州之行会有如此丰厚的回报，当初朝中群臣聚在一起商议之时，自己就应该自告奋勇的。不过这种“事后诸葛亮”式的后悔自然于事无补。
在自家府邸好好地将养了几日之后，刘挚重新恢复了他去曹州之前的工作状态，每日里不是上朝就是到政事堂轮值。所不同的是，刘挚在朝堂上的话语权比他去曹州之前要大了不少。群臣在朝堂上处理政事的时候，若遇意见分歧之时，原先大都以吕大防的意见为准，然后再将这种意见上奏给官家，以做最后的裁定。如今吕大防去位，刘挚继任宰相，所以就变成以政事刘挚的意见为准。这是大宋朝自开国以来，处理重大政事的潜规则，不然何以彰明宰相的地位之尊。
当然每一任宰相都有自己处理政事的“风格”。遇到吕公著、吕大防那样比较强势的宰相，当宰相和皇帝意见不一的时候，就很容易出现冲突，但如果碰到像神宗朝王圭那样的“奉旨宰相”，那皇帝处理起政事来就会比较顺手。而赵煦在这方面，无疑遗传了他老爹的性格，喜欢用“听话”一些的宰相。至于刘挚是不是“听话”，那就要看他在今后的日子里，能否跟赵煦“合拍”了。
刘挚在接到那道加封他为同中书门下平章事的圣旨之后，除了印证了一下他这些天来心中的预感之外，其实心里并没有觉得特别高兴。尽管能成为宰相，可以说是这个时代每一个身在仕途的臣子的最高目标。因为这在很大程度上，足以证明他这一生的成功。但刘挚也清楚地知道，就眼下朝堂的环境，宰相这个位子，是很不容易坐的。看看自己的前任吕大防的经历就知道，要想在这个位子上做得久、做得稳，绝不是一件容易的事。而一个已经做到宰执地位的大臣，如果想要自己仕途能有一个圆满结局的话，那更是一件难上加难的事。像前唐玄宗朝时李林甫那样为相十九年，最后还能得一个善终的，就算翻遍史书，也没有几个。
刘挚既不想成为吕大防第二，最终落一个十分难堪的结局，也没有李林甫那样为相十九年，独揽朝政大全的野心。但他也不想像神宗朝的王圭那样，事事以皇帝的意志为准，最终成为被时人的笑柄。刘挚有他自己的为相之道，如果非要简单概括的话，其实就是四个字：绵里藏针。
刘挚心里清楚，赵煦的年纪虽然还轻，但绝不是遇事毫无主见的刘阿斗。这一点，即使没有吕大防等人的前车之鉴，只要光看太皇太后从临朝执政到退居深宫的整个经历，也能明白一二。
像太皇太后那种厉害之极的人，当今官家都能在短短数年之内，就把她从朝堂上一声令下，万人景从的那个位子上“赶”下来，可见官家在权谋之术上的深藏不漏。与之相比，刘挚觉得吕大防被罢相，根本就是一件不值一提的事。所以从刘挚当上宰相的第一天起，他就在心里打定了主意：在政事上若遇官家意见和自己相悖的，一定不能像吕大防那样硬挺到底，还是应以官家的意见为准。也就是要摆正自己在朝廷中的“位置”。原因很简单，就算身为宰相之尊，归根到底也只是一介臣子罢了。
但如果遇到“原则性冲突”的话，刘挚不希望自己只会一味地妥协退让，最终成为官家的“应声虫”。若是那样，那这个宰相之位，对刘挚而言除了一个给旁人看的虚名以外，就没有任何用处了。刘挚可不想将来的史书上，在提到自己的时候，也有一个类似“奉旨宰相”那样的坏名声。
每一位儒家学说浸润出来的士子，在刚步入仕途的时候，都会意气风发地以为，自己可以从此在官场上大展手脚，像圣贤书上教诲的那样，实现“致君尧舜上再使风俗淳”的政治理想。但随着他们在官场上逐渐年深日久地呆下来，这种可以说政治童话式的理想，很快就会成为无根之木、无源之水。除了偶尔在嘴上说说以外，很少有人会终身把它当成自己在官场上的追求。
但也不是没有人例外，范纯仁的老子范仲淹，就是衮衮众人之中例外的一位。而从某种意义上说，刘挚是范仲淹的同路人。不然他何必在当了几年百姓之后，又重新奋不顾身地投到官场当中。这些年以来，不管是身在朝廷还是地方，甚至回乡成为百姓，刘挚都没有忘了自己从政的初衷——致君尧舜上再使风俗淳。和那些纯粹把这句话当口号的人不同，刘挚是真的把它当成了自己人生信条，从读书进学到如今位极人臣，这几十年下来从未改变。
可以说，刘挚是现在大宋官场上的“稀有动物”，而这样的一个人，在成为宰相之后，就算为了自保，有时会对皇权有一些必要的“妥协”，但若是遇到关系到大宋千万百姓命运的国策之时，刘挚可是半步都不会退让的。但这一点，一直到数年之后，赵煦才能“有幸”见识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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