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六十二章杀鸡儆猴
凡事谋定而后动，早在赵煦酝酿“植田令”之初，他就对这道政令颁布后，各地厢军的反应有过预估。他很清楚朝堂上群臣和太皇太后的退让只是一个开始，“植田令”能否如他预期一般，真正发挥作用，关键还是在各个地方的官吏和厢军将领的落实上。有见及此，赵煦在朝廷正式颁布“植田令”后的三个月内，就秘密派人到京城附近的几个州县巡视去了。目的就是为了查看“植田令”的落实情况。为了最大限度地防止地方官吏的拉拢，赵煦将所派的人分为五组，每五人为一组。每组各自分赴不同的州县，互不干扰。每组五人的品级大致相同，相互之间也并非上下级的隶属关系。赵煦煞费苦心地做如此安排，就是为了得到“植田令”颁布后，各地方州县的真实情况。
赵煦心里清楚，即便他派出去的五组人马巡查地方后，所得到的都是正面消息，也不意味着他可以就此高枕无忧了。大宋的天下太大，朝廷政令的落实程度多取决于地方官员的品性，如果地方官员的品行端正，他自然会认真奉行朝廷的政令，可要是摊上一个庸庸碌碌、遇事得过且过的官员，那“植田令”在此地的推行情况就不问可知了。
加之受交通、距离等多重因素影响，历朝历代的朝廷对地方的掌控力度都不算太强。宋时朝廷对地方州县的掌控虽说比汉唐时有所加强，但力有未逮的地方还有很多。就算到了后世的明清，中央对地方的掌控都到不了令出即行的地步。赵煦对此早有心理准备，所以他打从一开始就没想过，“植田令”推行到地方后，就能得到完全的落实。
将五组人马分批派出之后，又过了两个多月，赵煦开始陆陆续续地接到他们的奏章。通过这些奏章，赵煦知道了各地厢军在“植田令”推行后的不同表现。，他很快就做出了反应。不久，赵煦下旨，将驻扎在东京东路密州、沂州两地的厢军将领汤益弘、董聚二人免官，并由地方官派衙役押送回京治罪。此外，圣旨上还列出了他二人的罪名：“密州、沂州之厢军缺额严重，此二人身为主将知情不报于先，冒领军饷在后，深负朝廷之重托”。赵煦还下旨给枢密院诸臣，让他们在汤益弘、董聚到京后，严查二人为将时的所作所为，如发现另有不法之处，则另行加罪。
赵煦的旨意一下，朝中的重臣知道这位官家这是在杀鸡给猴看。至于圣旨上所列的那些罪名，虽说属实，但却肯定不是汤益弘、董聚二人此番被严办的真正原因。如今不比国朝初年那会了，各地的厢军都存在兵员缺额的现象，所差者只是程度不同而已。如果按照赵煦圣旨上罗列的罪名查下去，大臣们敢打保票，厢军中没有几个将领能平安无事。既然如此，汤益弘、董聚二人的“落马”肯定另有原因。
能在朝廷里混饭吃的人都不会是笨人，不然也过不了科举那关。没花多少功夫，赵煦遣人赴地方州县巡查厢军的事就被群臣所知了，其实这也正常，虽说自从裁减内侍和宫女的风波过去之后，赵煦在宫中大得人心。但宫中还是有人因为各种原因和群臣暗通消息，这种情况是赵煦无论如何都避免不了的。
既然知道了赵煦在背地里的举动，再把汤益弘、董聚的身份联系在一起，百官自然明白了二人获罪的原因。并不是圣旨上说的什么冒领军饷，而是推行“植田令”不力才对。原本枢密院诸臣当中还有人认为赵煦对汤益弘、董聚的处置过重，打算为二人求情的，但猜到了二人获罪的实情后，他们纷纷在心里打消了这个念头。他们心里明白官家这是在借题发挥，求情根本没用，而且大臣们也不敢冒有可能触怒皇帝的风险。
等汤益弘、董聚被押送到京，枢密院开始对二人严加审讯时，也许是有人暗示过汤益弘、董聚二人，他们很痛快地认了罪。枢密院也没有再为难二人，按照赵煦的圣旨，将他们消去军籍，贬为庶人，并将这个结果上报给了赵煦。
按汤益弘、董聚的品级，枢密院对这二人的处置是不必上报给皇帝的。但这次情况特殊，为了防止事后被官家怪罪，枢密院众臣还是将对二人的处置报了上去。赵煦看后，心里犹觉不足，觉得枢密院没有深挖二人的罪行，很难说没有姑息放纵之嫌。但若是为此再次下旨，未免太过刻意，也会给天下人留下皇帝刻薄寡恩的印象。思虑良久，赵煦还是认同了枢密院对这二人的处置。他心里清楚，汤益弘、董聚不会是孤例，以后还有的是臣子要被问罪。
果然，汤益弘、董聚的案子了结没几天，就又有厢军中人被查出推行“植田令”不力，赵煦没有手软，依照前例，将犯事的将领一撸到底。如此这般几次之后，厢军中人终于察觉出情况不对，开始紧张了。
他们不傻，知道皇帝真正问罪将领的根源是什么。现在摆在他们面前的只有三条路：要么从旨军垦，老老实实地去开荒种地，要么继续无所作为，至于会不会步那几位的后尘，就要看自己的运气如何了。
还有一条路，是他们暗藏于心，却不敢提及的：利用普通兵士不肯去农垦的心理，煽动他们起来闹事，现在还没到生死存亡的时刻，要是引发兵变，对厢军诸将和兵卒来说都为时尚早，毕竟不到万不得已，没有几个人能真的下定决心去造朝廷的反。他们可不是身无余财，一人吃饱全家不饿的庄稼汉。厢军中的多数人都有父母妻儿要照顾。
但凡事总有意外，无论何时，有一些人的想法就和常人不同。随军驻扎在京东西路曹州的张闫进就是这么一个人。此人出身寒门，年轻时因好吃懒做被父母扫地出门。在走投无路之下，为了不被饿死，张闫进不得不流落到了外地，最后投身厢军，成了军中最底层的一名兵士，但好歹也算是吃上了官家饭，不用和他父母一样，靠给大户当佃农过日子了。
张闫进在投军时，记恨父母将他扫地出门，索性就改换门庭，自称父母双亡。他是孤身投军，也没有被人怀疑。在厢军中安顿下来后不久，张闫进又不甘心自己只是个军士的命。为了能向上爬，他把心一横，在仔细思量一番后，决定对外自称是皇亲张尧佐的同族。
张闫进拿张尧佐做虎皮，这人自然不是无名之辈。张尧佐的女儿就是仁宗的温成皇后。也就是说，张尧佐是仁宗的老丈人，是正经的皇亲国戚。张闫进从军时，温成皇后和张尧佐都已逝世，张家只剩下张尧佐的儿子张山甫一人，声势早已大不如前。但瘦死的骆驼比马大，张家人丁稀薄，正是张闫进敢于冒认皇亲的原因。
张闫进心里笃定，没有人会因为自己的一句话而专程去向张山甫求证。但对他而言，张家虽已没落，不过张家远亲的这个身份，仍不失为让他在厢军中升官的一股助力。果然在张闫进的有心宣扬下，他的“皇亲”身份逐渐为厢军中人所知，甚至传到了他所在那支厢军的将领耳中。
那位将领名叫项寿，是再庸碌不过的一个人。在听闻自己的帐下居然出现了一位“皇亲”后，吓了一大跳。项寿也不找人查证此事的真假，就径直把张闫进召到自己帐中。一番问答之后，项寿不但没有发现张闫进是个“西皮货”，反而确信他的确是张尧佐的远亲。
既然张闫进和皇亲是同族，他自然就不用当一个小兵了，最初的时候，项寿把他调到自己的身边，提拔成了自己亲卫的虞侯，负责带领一队人马。时日一久，张闫进凭借自己的特殊身份和流落他乡时练出的口才，讨得了项寿的欢心，慢慢升为副都头、都头。至此，张闫进早已不复当初的落魄，他已经是大宋厢军中一个正儿八经的武官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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赵煦心里清楚，即便他派出去的五组人马巡查地方后，所得到的都是正面消息，也不意味着他可以就此高枕无忧了。大宋的天下太大，朝廷政令的落实程度多取决于地方官员的品性，如果地方官员的品行端正，他自然会认真奉行朝廷的政令，可要是摊上一个庸庸碌碌、遇事得过且过的官员，那“植田令”在此地的推行情况就不问可知了。
加之受交通、距离等多重因素影响，历朝历代的朝廷对地方的掌控力度都不算太强。宋时朝廷对地方州县的掌控虽说比汉唐时有所加强，但力有未逮的地方还有很多。就算到了后世的明清，中央对地方的掌控都到不了令出即行的地步。赵煦对此早有心理准备，所以他打从一开始就没想过，“植田令”推行到地方后，就能得到完全的落实。
将五组人马分批派出之后，又过了两个多月，赵煦开始陆陆续续地接到他们的奏章。通过这些奏章，赵煦知道了各地厢军在“植田令”推行后的不同表现。，他很快就做出了反应。不久，赵煦下旨，将驻扎在东京东路密州、沂州两地的厢军将领汤益弘、董聚二人免官，并由地方官派衙役押送回京治罪。此外，圣旨上还列出了他二人的罪名：“密州、沂州之厢军缺额严重，此二人身为主将知情不报于先，冒领军饷在后，深负朝廷之重托”。赵煦还下旨给枢密院诸臣，让他们在汤益弘、董聚到京后，严查二人为将时的所作所为，如发现另有不法之处，则另行加罪。
赵煦的旨意一下，朝中的重臣知道这位官家这是在杀鸡给猴看。至于圣旨上所列的那些罪名，虽说属实，但却肯定不是汤益弘、董聚二人此番被严办的真正原因。如今不比国朝初年那会了，各地的厢军都存在兵员缺额的现象，所差者只是程度不同而已。如果按照赵煦圣旨上罗列的罪名查下去，大臣们敢打保票，厢军中没有几个将领能平安无事。既然如此，汤益弘、董聚二人的“落马”肯定另有原因。
能在朝廷里混饭吃的人都不会是笨人，不然也过不了科举那关。没花多少功夫，赵煦遣人赴地方州县巡查厢军的事就被群臣所知了，其实这也正常，虽说自从裁减内侍和宫女的风波过去之后，赵煦在宫中大得人心。但宫中还是有人因为各种原因和群臣暗通消息，这种情况是赵煦无论如何都避免不了的。
既然知道了赵煦在背地里的举动，再把汤益弘、董聚的身份联系在一起，百官自然明白了二人获罪的原因。并不是圣旨上说的什么冒领军饷，而是推行“植田令”不力才对。原本枢密院诸臣当中还有人认为赵煦对汤益弘、董聚的处置过重，打算为二人求情的，但猜到了二人获罪的实情后，他们纷纷在心里打消了这个念头。他们心里明白官家这是在借题发挥，求情根本没用，而且大臣们也不敢冒有可能触怒皇帝的风险。
等汤益弘、董聚被押送到京，枢密院开始对二人严加审讯时，也许是有人暗示过汤益弘、董聚二人，他们很痛快地认了罪。枢密院也没有再为难二人，按照赵煦的圣旨，将他们消去军籍，贬为庶人，并将这个结果上报给了赵煦。
按汤益弘、董聚的品级，枢密院对这二人的处置是不必上报给皇帝的。但这次情况特殊，为了防止事后被官家怪罪，枢密院众臣还是将对二人的处置报了上去。赵煦看后，心里犹觉不足，觉得枢密院没有深挖二人的罪行，很难说没有姑息放纵之嫌。但若是为此再次下旨，未免太过刻意，也会给天下人留下皇帝刻薄寡恩的印象。思虑良久，赵煦还是认同了枢密院对这二人的处置。他心里清楚，汤益弘、董聚不会是孤例，以后还有的是臣子要被问罪。
果然，汤益弘、董聚的案子了结没几天，就又有厢军中人被查出推行“植田令”不力，赵煦没有手软，依照前例，将犯事的将领一撸到底。如此这般几次之后，厢军中人终于察觉出情况不对，开始紧张了。
他们不傻，知道皇帝真正问罪将领的根源是什么。现在摆在他们面前的只有三条路：要么从旨军垦，老老实实地去开荒种地，要么继续无所作为，至于会不会步那几位的后尘，就要看自己的运气如何了。
还有一条路，是他们暗藏于心，却不敢提及的：利用普通兵士不肯去农垦的心理，煽动他们起来闹事，现在还没到生死存亡的时刻，要是引发兵变，对厢军诸将和兵卒来说都为时尚早，毕竟不到万不得已，没有几个人能真的下定决心去造朝廷的反。他们可不是身无余财，一人吃饱全家不饿的庄稼汉。厢军中的多数人都有父母妻儿要照顾。
但凡事总有意外，无论何时，有一些人的想法就和常人不同。随军驻扎在京东西路曹州的张闫进就是这么一个人。此人出身寒门，年轻时因好吃懒做被父母扫地出门。在走投无路之下，为了不被饿死，张闫进不得不流落到了外地，最后投身厢军，成了军中最底层的一名兵士，但好歹也算是吃上了官家饭，不用和他父母一样，靠给大户当佃农过日子了。
张闫进在投军时，记恨父母将他扫地出门，索性就改换门庭，自称父母双亡。他是孤身投军，也没有被人怀疑。在厢军中安顿下来后不久，张闫进又不甘心自己只是个军士的命。为了能向上爬，他把心一横，在仔细思量一番后，决定对外自称是皇亲张尧佐的同族。
张闫进拿张尧佐做虎皮，这人自然不是无名之辈。张尧佐的女儿就是仁宗的温成皇后。也就是说，张尧佐是仁宗的老丈人，是正经的皇亲国戚。张闫进从军时，温成皇后和张尧佐都已逝世，张家只剩下张尧佐的儿子张山甫一人，声势早已大不如前。但瘦死的骆驼比马大，张家人丁稀薄，正是张闫进敢于冒认皇亲的原因。
张闫进心里笃定，没有人会因为自己的一句话而专程去向张山甫求证。但对他而言，张家虽已没落，不过张家远亲的这个身份，仍不失为让他在厢军中升官的一股助力。果然在张闫进的有心宣扬下，他的“皇亲”身份逐渐为厢军中人所知，甚至传到了他所在那支厢军的将领耳中。
那位将领名叫项寿，是再庸碌不过的一个人。在听闻自己的帐下居然出现了一位“皇亲”后，吓了一大跳。项寿也不找人查证此事的真假，就径直把张闫进召到自己帐中。一番问答之后，项寿不但没有发现张闫进是个“西皮货”，反而确信他的确是张尧佐的远亲。
既然张闫进和皇亲是同族，他自然就不用当一个小兵了，最初的时候，项寿把他调到自己的身边，提拔成了自己亲卫的虞侯，负责带领一队人马。时日一久，张闫进凭借自己的特殊身份和流落他乡时练出的口才，讨得了项寿的欢心，慢慢升为副都头、都头。至此，张闫进早已不复当初的落魄，他已经是大宋厢军中一个正儿八经的武官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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