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五十一章开源节流和开科取士
大宋从太宗朝两次北伐幽云十六州失败后，开国初期的那些精兵强将就被消耗一空了，既然军队的战力下降了，那就只能拿数量上的优势去弥补。加上汴京无险可守的地理位置和辽国越来越频繁的进攻态势，导致大宋的军队数规模从太宗朝开始变得越来越庞大，随之而来的，是由于军队规模膨胀而给朝廷带来的财政压力越来越重。而朝廷中的有识之士也认识到了这一点，从仁宗朝的庆历新政，到神宗时的变法，无一不把裁汰军中老弱作为其中的一项重要举措。只不过这些文官主导的改革凡是涉及到军队的，都比较谨慎，深怕步子迈得过大而引起兵变。所以朝廷缩减军队规模的动作一直都比较小，根本改变不了军队规模庞大的局面。加之大宋开国以来就受到了来自辽国的军事压力，后来又加上党项人在西北作乱，可以说大宋从仁宗朝起就面临着两线作战的困局，朝廷就更加不敢随意地裁撤军队了。
庞大的军队规模是朝廷在汴京无险可守的条件下唯一可以增加大宋军事安全感的手段，他们虽知禁军中有“吃空饷”的现象，但绝想不到会严重至此。至于那些世代为将的京中权贵，他们当然深知其弊，但他们是“吃空饷”的既得利益者，自然不会傻到会在皇帝面前自揭其短。
自赵匡胤“杯酒释兵权”后，赵家为了安抚开国的那些将门，对他们是宽容到了极点，只要他们不造反，其他的事情大都睁一只眼闭一只眼。正在这些因素的共同作用下，大宋的军队才会出现规模越庞大却越不堪一击的奇怪现象。宋初是朝廷拥有三十万禁军，已经足以扫平天下，如今军队规模膨胀到了八十五万人，却反而处处被动挨打。
赵煦要裁减的，自然不会是禁军，而是那为数三十万的厢军。那些厢军的士卒原本都是灾民、罪犯出身，他们当兵纯粹是为了吃粮，就算是厢军中的军将也是如此，即便上了战场，他们也只能像土匪一样打打顺风仗。如此军队，留之何用。当然，一下子裁撤三十万军队，赵煦还做不到，但一步步来还是可以的。裁军是件大事，具体如何实施，不是赵煦一个人能决定的，还是要找宰相等重臣商议后，才能确定裁军方案。再说，赵煦也没有事必躬亲的习惯。
赵煦是那种既然打定主意就会马上去做的人，于是在最近的一次朝会上，他当着文武百官的面问户部尚书方琳：“去年朝廷收支几何？”方琳听到皇帝问话，心中暗暗奇怪，户部早前已将去年朝廷的收支上奏给他了，皇帝却为何还在朝堂上明知故问。但皇帝问话，他无论如何都不敢敷衍塞责，只能老老实实地把朝廷去年的收支概况说了一遍。
赵煦听后，对百官说道：“如今朝廷入不敷出，长此以往，如何得了，卿等可有良策为朕解忧？”百官闻言，纷纷在心底吐槽道：“朝廷寅吃牟粮的情况由来已久，根本不足为怪，官家今日却忽然提起，他意欲何为？”
也不怪百官会多想，自从蔡确被贬之事虎头蛇尾地结束后，没过多久，吕公著就辞相归老了。这两件事前后连着发生，谁都看得出这里面的关系。自此之后，赵煦在百官心中就不是刚登基时那个一语不发，只知点头称是的小皇帝了。现在每次朝会，如果碰到赵煦问话，百官都会打起十二分精神去回答，唯恐自己一个应答不当，成为吕公著第二。
吕大防是百官之首，赵煦的问题，别的大臣还可以推说不知，他作为宰相，却不能不答。虽然他不知道赵煦问话的用意何在，但也没敢妄对。在吕大防看来，想要彻底解决朝廷财政危机的办法是没有的，如果有，也不会拖延至今了。所以他只能上前宽慰道：“朝廷支出浩大，已非一日，要想扭转如今的局面，非一朝一日之功，官家不必太过忧心。”
赵煦听了吕大防的宽慰之辞，心中怒气勃发。堂堂一国宰相，遇事不去想着怎么去解决，却只知道自我安慰，哪怕皇帝主动提出来要想办法解决，都没有丝毫触动。宰相都如此庸碌无为，百官还不有样学样？如果不是知道吕大防背后站着太皇太后，赵煦真想当场就免去他的相位。但现在赵煦虽然生气，却也只能隐忍不发，暂时放过他了。
吕大防的话说完后，赵煦面无表情地看着他，一句话也没说。吕宰相看出皇帝对自己刚才的话心有不满。急忙补救道：“财政之事，唯有开源、节流二途，舍此别无他法。开源无非就是加税，此举加重天下百姓负担，臣以为朝廷不到万不得已，断不可行。所以只剩下节流一途。臣下朝后会和户部尚书一起商量，看如今朝廷各项开支中有哪些还可酌情削减的，待臣等商议过后，再将结果报于陛下。”
吕大防这话说得还算有理，赵煦听了，心中的怒气也消减了一些，点头道：“既如此，朕就依卿所奏，卿等商议需要多少时日？”吕大防见赵煦一点余地也不留，一步紧似一步地逼问，知道皇帝这次是来真的了，现在这种情形之下，他只能硬着头皮答道：“不敢劳官家久候，臣等有半月之期足矣。”赵煦闻言再次点头，然后平静地说道：“如此，朕就等上半月。”
朝廷开支之事就此定下，赵煦心中虽有不满，一时却也无可奈何，只能等半个月后再看了。他提及财政之事，原本只是作一个引子，真实目的是为了让自己能顺理成章地提出裁军之事。哪知道群臣当中无一人配合，阴差阳错之下，反而让吕大防将裁军之事无端端地又拖上了半个月。
赵煦知道，之所以造成现在这种局面，全是因为自己在朝中没有亲信的缘故。看来自己这朝的开科取士之事要抓紧进行了。想到这里，赵煦看向自己的老师——礼部尚书苏轼，问道：“朕自继位至今已逾三载，尚未加恩士人，朕欲于今年开恩科取士，卿以为如何。”苏轼出班奏道：“此正其时也。”赵煦心想：“总算有一件事是顺利的了。”于是他当朝就把元佑四年举行科举之事定了下来，并确定此次科举由苏轼为主考官。百官对此倒无异议，苏轼身为帝师，又是才名满天下的人物，做一科主考自然是绰绰有余。
科举一般三年一次举行一次，其实元佑元年和三年的时候已经各举行过一次，但那两次时赵煦不是刚刚继位，就是碰上朝局不稳，当时的他根本顾不上科举之事。不过这次可就不同了，有了苏轼做主考，赵煦就能从中选拔出真正意义上的天子门生。除此之外，这批进士还会成为赵煦的同门——他们的座师都是苏轼。有了这层特殊关系，等这批人进入朝堂后，赵煦在朝中孤立无援的窘境应该能逐步好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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庞大的军队规模是朝廷在汴京无险可守的条件下唯一可以增加大宋军事安全感的手段，他们虽知禁军中有“吃空饷”的现象，但绝想不到会严重至此。至于那些世代为将的京中权贵，他们当然深知其弊，但他们是“吃空饷”的既得利益者，自然不会傻到会在皇帝面前自揭其短。
自赵匡胤“杯酒释兵权”后，赵家为了安抚开国的那些将门，对他们是宽容到了极点，只要他们不造反，其他的事情大都睁一只眼闭一只眼。正在这些因素的共同作用下，大宋的军队才会出现规模越庞大却越不堪一击的奇怪现象。宋初是朝廷拥有三十万禁军，已经足以扫平天下，如今军队规模膨胀到了八十五万人，却反而处处被动挨打。
赵煦要裁减的，自然不会是禁军，而是那为数三十万的厢军。那些厢军的士卒原本都是灾民、罪犯出身，他们当兵纯粹是为了吃粮，就算是厢军中的军将也是如此，即便上了战场，他们也只能像土匪一样打打顺风仗。如此军队，留之何用。当然，一下子裁撤三十万军队，赵煦还做不到，但一步步来还是可以的。裁军是件大事，具体如何实施，不是赵煦一个人能决定的，还是要找宰相等重臣商议后，才能确定裁军方案。再说，赵煦也没有事必躬亲的习惯。
赵煦是那种既然打定主意就会马上去做的人，于是在最近的一次朝会上，他当着文武百官的面问户部尚书方琳：“去年朝廷收支几何？”方琳听到皇帝问话，心中暗暗奇怪，户部早前已将去年朝廷的收支上奏给他了，皇帝却为何还在朝堂上明知故问。但皇帝问话，他无论如何都不敢敷衍塞责，只能老老实实地把朝廷去年的收支概况说了一遍。
赵煦听后，对百官说道：“如今朝廷入不敷出，长此以往，如何得了，卿等可有良策为朕解忧？”百官闻言，纷纷在心底吐槽道：“朝廷寅吃牟粮的情况由来已久，根本不足为怪，官家今日却忽然提起，他意欲何为？”
也不怪百官会多想，自从蔡确被贬之事虎头蛇尾地结束后，没过多久，吕公著就辞相归老了。这两件事前后连着发生，谁都看得出这里面的关系。自此之后，赵煦在百官心中就不是刚登基时那个一语不发，只知点头称是的小皇帝了。现在每次朝会，如果碰到赵煦问话，百官都会打起十二分精神去回答，唯恐自己一个应答不当，成为吕公著第二。
吕大防是百官之首，赵煦的问题，别的大臣还可以推说不知，他作为宰相，却不能不答。虽然他不知道赵煦问话的用意何在，但也没敢妄对。在吕大防看来，想要彻底解决朝廷财政危机的办法是没有的，如果有，也不会拖延至今了。所以他只能上前宽慰道：“朝廷支出浩大，已非一日，要想扭转如今的局面，非一朝一日之功，官家不必太过忧心。”
赵煦听了吕大防的宽慰之辞，心中怒气勃发。堂堂一国宰相，遇事不去想着怎么去解决，却只知道自我安慰，哪怕皇帝主动提出来要想办法解决，都没有丝毫触动。宰相都如此庸碌无为，百官还不有样学样？如果不是知道吕大防背后站着太皇太后，赵煦真想当场就免去他的相位。但现在赵煦虽然生气，却也只能隐忍不发，暂时放过他了。
吕大防的话说完后，赵煦面无表情地看着他，一句话也没说。吕宰相看出皇帝对自己刚才的话心有不满。急忙补救道：“财政之事，唯有开源、节流二途，舍此别无他法。开源无非就是加税，此举加重天下百姓负担，臣以为朝廷不到万不得已，断不可行。所以只剩下节流一途。臣下朝后会和户部尚书一起商量，看如今朝廷各项开支中有哪些还可酌情削减的，待臣等商议过后，再将结果报于陛下。”
吕大防这话说得还算有理，赵煦听了，心中的怒气也消减了一些，点头道：“既如此，朕就依卿所奏，卿等商议需要多少时日？”吕大防见赵煦一点余地也不留，一步紧似一步地逼问，知道皇帝这次是来真的了，现在这种情形之下，他只能硬着头皮答道：“不敢劳官家久候，臣等有半月之期足矣。”赵煦闻言再次点头，然后平静地说道：“如此，朕就等上半月。”
朝廷开支之事就此定下，赵煦心中虽有不满，一时却也无可奈何，只能等半个月后再看了。他提及财政之事，原本只是作一个引子，真实目的是为了让自己能顺理成章地提出裁军之事。哪知道群臣当中无一人配合，阴差阳错之下，反而让吕大防将裁军之事无端端地又拖上了半个月。
赵煦知道，之所以造成现在这种局面，全是因为自己在朝中没有亲信的缘故。看来自己这朝的开科取士之事要抓紧进行了。想到这里，赵煦看向自己的老师——礼部尚书苏轼，问道：“朕自继位至今已逾三载，尚未加恩士人，朕欲于今年开恩科取士，卿以为如何。”苏轼出班奏道：“此正其时也。”赵煦心想：“总算有一件事是顺利的了。”于是他当朝就把元佑四年举行科举之事定了下来，并确定此次科举由苏轼为主考官。百官对此倒无异议，苏轼身为帝师，又是才名满天下的人物，做一科主考自然是绰绰有余。
科举一般三年一次举行一次，其实元佑元年和三年的时候已经各举行过一次，但那两次时赵煦不是刚刚继位，就是碰上朝局不稳，当时的他根本顾不上科举之事。不过这次可就不同了，有了苏轼做主考，赵煦就能从中选拔出真正意义上的天子门生。除此之外，这批进士还会成为赵煦的同门——他们的座师都是苏轼。有了这层特殊关系，等这批人进入朝堂后，赵煦在朝中孤立无援的窘境应该能逐步好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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