话题：中华帝国的治理逻辑（上） (1 / 8)
（转发学术好文，希望读者有所心得）
在中华人民共和国六十余年的历程中，国家建设经过了从全能国家、计划经济到改革开放、放权搞活等多种形态的沧桑之变，其变化之大、速度之快，常常使得身居其中的人们感到扑朔迷离，难以把握。然而，其间的反复曲折，从收权与放权间的上下浮动到经济领先与政治教化间的左右摇摆，去而复来，似曾相识。
从中国大历史的脉络中来俯瞰人民共和国的历程，我们不难发现，21世纪的当代中国正在其深长的历史轮辙中识别着路径方向。这一观察也启示着我们，细心解读中华帝国的历史遗产有助于我们认识今天国家转型过程所面临的困难和挑战。
本文试图从中华帝国的历史脉络上重新审视国家治理的制度逻辑。在展开下面的讨论之前，首先需要澄清本文使用的“帝国”这一概念的蕴意。在当代思潮中，“帝国”一词常常与强权侵略、殖民统治相联系，带有强烈的意识形态和价值判断色彩。
但本文的用法与此不同。史学家伯班克和库柏（burba
kampcooper，2010）曾在另外一个意义上讨论了“帝国”的概念。他们指出，帝国架构的一个基本特点是其中囊括不同的种族、文化、区域，因此有利于发展包容性治理模式。
在世界史上，帝国一度是古代文明的主要组织形式，如中华、罗马、蒙古、奥斯曼等帝国形态曾经极大影响了世界文明的进程。近代民族国家的兴起促就了帝国的崩溃瓦解。与庞大的帝国疆土相比，民族国家以族群、文化、宗教信仰单一或高度同质性为特点。（a
derso
，1983）在这里，帝国不仅体现在艾森斯塔得（eise
stadt，1963）所说的“一种特殊的政治类型”，而且因其规模特征而面临着特定的组织困难和挑战，诱发了相应的治理模式，体现在稳定存在的制度安排和行为定式之上，即帝国的治理逻辑。
中华帝国即是这方面的一个突出例子。《红楼梦》中王熙凤一句“大有大的难处”的感叹道出了帝国治理的难处所在，即规模之累。帝国的架构包容了多元文化和地域间不平衡发展，更加重了规模之累效应和治理困难。我将这一困难表述为“权威体制与有效治理”间的矛盾，即“号令自中央出”的中央集权体制与辽阔国土上地方性差异间的矛盾，前者趋于权力、资源向上聚敛，而后者要求更多的灵活性和自由裁量权以实现有效治理（周雪光，2011）。
中华帝国千年载世，数十朝代历经内忧外患、政纲兴衰，正是在治理挑战的应对过程中，摸索发展出了其特定的制度安排和治理技术。本文在这个意义上使用“帝国”这一概念，并探究中华帝国治理背后的制度逻辑。
帝国结构错综庞大、千头万绪，本文以近年来引起广泛注意的“黄宗羲定律”历史现象为切入点，借用史学界已有研究成果，从社会科学角度加以解读，进而寻找理解中国国家治理的历史线索。
本文的基本命题可概括如下：黄宗羲定律所描述的税收持续高攀趋势并无史实根据，但这一描述中“杂税丛生—并税式改革—杂税丛生”的循环波动在历史上重复出现，是帝国大背景下“放权—收权—放权”周期性波动在税收领域中的具体表现，其中隐藏着解读中华帝国治理逻辑的密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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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中华人民共和国六十余年的历程中，国家建设经过了从全能国家、计划经济到改革开放、放权搞活等多种形态的沧桑之变，其变化之大、速度之快，常常使得身居其中的人们感到扑朔迷离，难以把握。然而，其间的反复曲折，从收权与放权间的上下浮动到经济领先与政治教化间的左右摇摆，去而复来，似曾相识。
从中国大历史的脉络中来俯瞰人民共和国的历程，我们不难发现，21世纪的当代中国正在其深长的历史轮辙中识别着路径方向。这一观察也启示着我们，细心解读中华帝国的历史遗产有助于我们认识今天国家转型过程所面临的困难和挑战。
本文试图从中华帝国的历史脉络上重新审视国家治理的制度逻辑。在展开下面的讨论之前，首先需要澄清本文使用的“帝国”这一概念的蕴意。在当代思潮中，“帝国”一词常常与强权侵略、殖民统治相联系，带有强烈的意识形态和价值判断色彩。
但本文的用法与此不同。史学家伯班克和库柏（burba
kampcooper，2010）曾在另外一个意义上讨论了“帝国”的概念。他们指出，帝国架构的一个基本特点是其中囊括不同的种族、文化、区域，因此有利于发展包容性治理模式。
在世界史上，帝国一度是古代文明的主要组织形式，如中华、罗马、蒙古、奥斯曼等帝国形态曾经极大影响了世界文明的进程。近代民族国家的兴起促就了帝国的崩溃瓦解。与庞大的帝国疆土相比，民族国家以族群、文化、宗教信仰单一或高度同质性为特点。（a
derso
，1983）在这里，帝国不仅体现在艾森斯塔得（eise
stadt，1963）所说的“一种特殊的政治类型”，而且因其规模特征而面临着特定的组织困难和挑战，诱发了相应的治理模式，体现在稳定存在的制度安排和行为定式之上，即帝国的治理逻辑。
中华帝国即是这方面的一个突出例子。《红楼梦》中王熙凤一句“大有大的难处”的感叹道出了帝国治理的难处所在，即规模之累。帝国的架构包容了多元文化和地域间不平衡发展，更加重了规模之累效应和治理困难。我将这一困难表述为“权威体制与有效治理”间的矛盾，即“号令自中央出”的中央集权体制与辽阔国土上地方性差异间的矛盾，前者趋于权力、资源向上聚敛，而后者要求更多的灵活性和自由裁量权以实现有效治理（周雪光，2011）。
中华帝国千年载世，数十朝代历经内忧外患、政纲兴衰，正是在治理挑战的应对过程中，摸索发展出了其特定的制度安排和治理技术。本文在这个意义上使用“帝国”这一概念，并探究中华帝国治理背后的制度逻辑。
帝国结构错综庞大、千头万绪，本文以近年来引起广泛注意的“黄宗羲定律”历史现象为切入点，借用史学界已有研究成果，从社会科学角度加以解读，进而寻找理解中国国家治理的历史线索。
本文的基本命题可概括如下：黄宗羲定律所描述的税收持续高攀趋势并无史实根据，但这一描述中“杂税丛生—并税式改革—杂税丛生”的循环波动在历史上重复出现，是帝国大背景下“放权—收权—放权”周期性波动在税收领域中的具体表现，其中隐藏着解读中华帝国治理逻辑的密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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