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五章 禁锢 (3 / 3)

        基督教会虽然战胜了异教徒，却陷入了一系列严重的困境。在高卢和路西塔尼亚，大声疾呼要为自己古老的神灵烧香祭祀的贫苦农民很容易被镇压。他们是异教徒，律法站在基督徒这边。但东哥特人、阿拉曼尼人或伦巴族人宣称亚历山大港的教士阿里乌斯所描绘的基督的真实面目是准确的，而在同一城市里的死对头（反之亦然）阿塔纳修斯则是错误的，东哥特人或法兰克人坚决认为基督与上帝“本质上并非一样，只是本质上相像而已”，汪达尔人或撒克逊人认为内斯特所说的圣母玛利亚只是“基督的母亲”而不是“上帝的母亲”是真理，勃艮第人和弗里斯兰人否认耶稣具有二重性，即半人半神。这些四肢发达头脑简单的野蛮人虽然接受了基督教义，但不幸都误入歧途。不过他们还是教会忠实的朋友和支持者，不能按照一般的戒律进行惩罚，也不能用不灭的地狱之火吓唬他们。他们必须好言相劝，指出错误，让这些人回到具有仁爱和献身精神的信徒队伍里。必须首先有明确的教旨，让他们懂得要坚持正确的，反对错误的，这样才能解决问题。

        人们要求统一各种有关信仰的说法，这便引出了著名的集会——“基督教世界大会”。自从四世纪中叶以来，这一集会就不定期地召开，决定哪些教义正确，哪些教义有异端邪说的迹象，应该被断定为错误、谬论和异端。

        集会的第一次会议于公元325年在离特洛伊遗址不远的尼西亚召开，五十六年后，在君士坦丁堡举行了第二次会议，第三次于公元431年在以弗所召开。之后，在查尔斯顿连续召开了几次会议，在君士坦丁堡开了两次，在尼西亚开了一次，最后一次于公元869年又在君士坦丁堡召开。

        从那以后，会议便在罗马或教皇指定的西欧任意一个城市举行，因为在四世纪，虽然皇帝有召集会议的权力（这一特权也迫使他为忠诚的主教提供路费），可是大权在握的罗马主教提出的建议却必须得到高度重视，人们已经接受这一现实。我们无从得知第一次尼西亚会议是谁主持的，但以后的会议都由教皇主持，圣会的决定只有得到教皇或他的代表的批准才有效，否则就没有效力。

        现在我们告别君士坦丁堡，到西部更宜人的地区看看。

        宽容与不宽容之间的斗争此起彼伏，一方将宽容视为人类的最高美德，另一方却诋毁它，说它是道德败坏的产物。我并不想从理论角度对这个问题多加阐述。不过必须承认，教会的拥护者在为残酷镇压异教徒辩解时讲得头头是道。

        他们辩解说：“教会和其他组织一样，就像一座村庄、一个部落和一座要塞，必须有一位总指挥，有一套明确的法规和细则，所有成员都必须遵守。因此凡是发誓效忠教会的人也要默默地宣誓尊敬总指挥，服从法规。如果做不到，就得按照自己做的决定承担后果，滚出教会。”

        迄今为止，这些都是合情合理的。

        今天，假如牧师不再信仰浸礼会教派的教义，可以改信卫理公会教派；如果因为某种原因，这位牧师不再信仰卫理公会教派的教旨，还可以转到一位论派、天主教派或犹太教，也可以信仰印度教或土耳其的伊斯兰教。世界之大，任人选择，除了饥饿的家人外，没有人有权利说“不行”。

        但这是一个有轮船、火车和充满经济机遇的时代。

        五世纪的世界却并非这么简单，罗马主教的影响无处不在。当然，人们可以像其他异教徒一样去波斯或印度，但旅程遥远，很难生还，而且还意味着永远骨肉分离。

        既然人们认为自己对基督的理解是正确的，那要说服教会修改教旨就只是时间问题，为什么还要放弃信仰自由的权利？

        这正是症结所在。

        早期的基督徒，不管是虔诚的还是异端的，都认为思想的价值是相对的，不是绝对的。

        博学的神学家们力图阐释无法解释的事情，把上帝的本质归纳成公式，这就像数学家们无法在x绝对值上达成一致而把对方送上绞架一样荒唐透顶。

        自诩正确和不宽容的风气完全统治了整个世界，直到最近，在“人不可能分辨对错”的基础上倡导宽容的人在提出自己的主张时还是要冒生命危险，于是他们只能小心翼翼地把自己的主张隐藏在拉丁文里，能理解其中含义的最聪明的读者也寥寥无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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