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110章 (1 / 3)
大师，是极尊崇的称呼，最早见《史记·儒林列传》：“学者由是颇能言《尚书》，诸山东大师无不涉《尚书》以教矣。”
由此起始，中国的大师开始多了起来。什么国学大师、文学大师、美术大师、烹调大师、气功大师、干炒牛河大师，五花八门，形形色色，把这顶桂冠东送西送，已经贬值到与街上卖的臭豆腐差不多了。书无一本像样的，文无一篇称道的，也作出令人作呕的大师状，指点江山，挥斥方遒，实在是近二十年文坛怪现象之一。前人对于滥称大师，也是十分反感的。清人陈康祺在《郎潜纪闻》里说到大清朝时的情况，言词中就颇有些不敬的口吻：“二百余年来，讲堂茂草，弦诵阒如，词章俭陋之夫，挟科举速化之术，俨然坐皋比，称大师矣！”
看来，大师情结，可谓古今通病矣！
民国初年，胡适在《国学季刊》发刊宣言里说：“近年来，古学的大师渐渐死完了，新起的学者，还不曾有什么大成绩发现出来。”由此可见，在胡适眼里，学者和大师不能划等号，没有“大成绩”，而只是中成绩、小成绩，学者也不能称大师。所以，现在文坛上那些自封的大师、人封的大师，多少有些“山中无老虎，猴子作大王”的沐猴而冠的意思。这证明了莎士比亚在《威尼斯商人》里说过的一句名言“发亮的东西，未必都是金子”，真是一针见血之语。
在中国人的心目中，大师的“大”，是非同小可的。而这个“师”字，分量尤其的重。
我记得旧时家家户户供奉香火的神龛上，就有写着“天地君亲师”字样的牌位。这“师”，就包含上至孔老夫子至圣先师，中至才高八斗、学富五车的各类学问的大师，下至为你启蒙、教你识字的老师。凡师，本来就应该包含扶持、提携、培养、熏陶后来人的意思在内。近读《宋史》，为欧阳修和苏东坡同道相助、奖掖后进的精神所感动，于是，体会到中国文学的进展，正是全赖这样的大师的播种耕耘，才得以造成文坛的辉煌局面。因此，要说到大师二字，只有从这个意义上说，才是名副其实的。
《宋史》载欧阳修“奖掖后进，如恐不用，赏识之下，率为闻人。曾巩、王安石、苏洵、洵子苏轼，布衣屏处，未为人知，修即游其声誉，谓必显于世”。苏东坡也如此，“一时文人如黄庭坚、晁补之、秦观、张耒、陈师道，举世未之识，轼待之如朋俦，未尝以师资自予也。”
像这样的大师，庶几乎不辜负这一个“师”字了。孔夫子所以成为百代素王，就因为他拥有三千弟子、七十二贤人，形成了一门儒学。什么样的“师”，带出什么样的“生”，然后，一群什么样的“生”，又对中国文化做出什么样的贡献，这才够资格称为大师。
欧、苏所在的赵宋王朝，在中国历史上，是个实际上只拥有半壁江山的弱势政权，但在文化和文学的成就上，丝毫不逊色于前朝的盛唐气象。人们耳熟能详的唐宋八大家，所谓“韩柳欧苏”等等，这两朝是平分秋色的。而在宋仁宗、英宗、神宗三朝，文坛一下子出现群星璀璨、蔚为壮观的局面，绝非阮籍登广武所叹“时无英雄，使竖子成其名”的只会搞一些形式主义的，只不过是过眼烟云的假繁荣，而是一个真正辉煌的，在历史上留得下来的文学高峰期。
11世纪的中期，欧阳修算得上是位顶尖的领衔人物了，“为文天才自然，丰约中度，其言简而明，信而通，引物连类，折之于至理，以服人心，超然独骛，众莫能及，故天下翕然师尊之”。接他棒的苏东坡，小他二十九岁，则是11世纪后期的文坛主将。宋人葛立方在《韵语阳秋》里赞叹道：“东坡喜奖与后进，有一言之善，则极口褒赏，使其有闻于世而后已。故受其奖拂者，亦踊跃自勉，乐于修进，而终为令器。若东坡者，其有功于斯文哉，其有功于斯文哉！”反复论说其有功于斯文，看来真是发自肺腑之言了。
在宋南渡前的文坛，先是欧阳修与他周围的作家，后是苏东坡与他同道的文友，构成了两个极佳的文学方阵。但苏东坡在文学途程起点阶段，若无欧阳修这样的“师”，苏轼这样的“生”，也许未必如此顺利在文坛立足了。所以，按旧时风习，“师”之对于“生”，位置能够排在“天、地、君、亲”以后，虽然很具封建色彩，但也表示师生知识的传承关系，所负荷着人类进化的重任。正是有师有生，代代相传，才构成世界文化的历史长河。
当欧阳修“举进士，试南宫第一，擢甲科，调西京推官”早已文声卓著、名震遐迩时，苏东坡还在四川老家待着，虽然他二十岁的时候，由眉山至成都，当地名流“一见待以国士”，但对偌大中国来说，盆地终究有其局限性，尽管苏轼才俊不可一世，但不为世知。大概四川作家，除了名师赏荐之外，其成长过程似乎有个隐隐的规律在，那就是必须出夔门，方成大器。
记得80年代中，克芹还健在时，每年来北京开会，偶尔到舍下小坐，总是伴士光、贤亮等一起光临，谈及这个话题，举出不少例证。其中一，即苏轼，一出蜀则雄伯天下，以致四海之内的士子，开口不谈苏而觉气索。其中二，即司马相如，当他在西京时何其了得，长门一怨而天下知，后妃们都给他送红包，求其词赋，文采之飞扬，神情之得意，可想而知。一旦回到成都那条街上，与卓文君合开一家小铺子，整日坐在烫酒的炭炉旁欣赏太太的美丽，从此也就了了而已。出蜀效应，自古至今，皆如此而然，或许不无道理。然而，克芹憾甚，天不假以永年，还未等他出蜀，便撒手西去了。
苏洵也许意识到，也许并非完全自觉地，只有走出盆地，方能显现天下，不去和中原文化主流契合，寻找到认识并重视他们才华的大师，至死也是坐井观天罢了。于是，至和、嘉祐年间，他领着他的两个儿子苏轼、苏辙，离开家乡四川眉山，乘舟东下，过三峡，出夔门，到了北宋的京师汴梁应试。三苏的名声，立刻被当时任翰林学士的欧阳修注意到了。“上其所著书二十二篇，既出，士大夫争传之，一时学者竞效苏氏为文章。”由于这样一位举足轻重的大人物的推荐，而且上达天听，连宋仁宗都认为朝廷得人。于是，这三位川籍作家，在首都制造了一次“轰动效应”。开封城里，立刻掀起了一阵三苏旋风。一时间，文人为文，都模仿他们的风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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由此起始，中国的大师开始多了起来。什么国学大师、文学大师、美术大师、烹调大师、气功大师、干炒牛河大师，五花八门，形形色色，把这顶桂冠东送西送，已经贬值到与街上卖的臭豆腐差不多了。书无一本像样的，文无一篇称道的，也作出令人作呕的大师状，指点江山，挥斥方遒，实在是近二十年文坛怪现象之一。前人对于滥称大师，也是十分反感的。清人陈康祺在《郎潜纪闻》里说到大清朝时的情况，言词中就颇有些不敬的口吻：“二百余年来，讲堂茂草，弦诵阒如，词章俭陋之夫，挟科举速化之术，俨然坐皋比，称大师矣！”
看来，大师情结，可谓古今通病矣！
民国初年，胡适在《国学季刊》发刊宣言里说：“近年来，古学的大师渐渐死完了，新起的学者，还不曾有什么大成绩发现出来。”由此可见，在胡适眼里，学者和大师不能划等号，没有“大成绩”，而只是中成绩、小成绩，学者也不能称大师。所以，现在文坛上那些自封的大师、人封的大师，多少有些“山中无老虎，猴子作大王”的沐猴而冠的意思。这证明了莎士比亚在《威尼斯商人》里说过的一句名言“发亮的东西，未必都是金子”，真是一针见血之语。
在中国人的心目中，大师的“大”，是非同小可的。而这个“师”字，分量尤其的重。
我记得旧时家家户户供奉香火的神龛上，就有写着“天地君亲师”字样的牌位。这“师”，就包含上至孔老夫子至圣先师，中至才高八斗、学富五车的各类学问的大师，下至为你启蒙、教你识字的老师。凡师，本来就应该包含扶持、提携、培养、熏陶后来人的意思在内。近读《宋史》，为欧阳修和苏东坡同道相助、奖掖后进的精神所感动，于是，体会到中国文学的进展，正是全赖这样的大师的播种耕耘，才得以造成文坛的辉煌局面。因此，要说到大师二字，只有从这个意义上说，才是名副其实的。
《宋史》载欧阳修“奖掖后进，如恐不用，赏识之下，率为闻人。曾巩、王安石、苏洵、洵子苏轼，布衣屏处，未为人知，修即游其声誉，谓必显于世”。苏东坡也如此，“一时文人如黄庭坚、晁补之、秦观、张耒、陈师道，举世未之识，轼待之如朋俦，未尝以师资自予也。”
像这样的大师，庶几乎不辜负这一个“师”字了。孔夫子所以成为百代素王，就因为他拥有三千弟子、七十二贤人，形成了一门儒学。什么样的“师”，带出什么样的“生”，然后，一群什么样的“生”，又对中国文化做出什么样的贡献，这才够资格称为大师。
欧、苏所在的赵宋王朝，在中国历史上，是个实际上只拥有半壁江山的弱势政权，但在文化和文学的成就上，丝毫不逊色于前朝的盛唐气象。人们耳熟能详的唐宋八大家，所谓“韩柳欧苏”等等，这两朝是平分秋色的。而在宋仁宗、英宗、神宗三朝，文坛一下子出现群星璀璨、蔚为壮观的局面，绝非阮籍登广武所叹“时无英雄，使竖子成其名”的只会搞一些形式主义的，只不过是过眼烟云的假繁荣，而是一个真正辉煌的，在历史上留得下来的文学高峰期。
11世纪的中期，欧阳修算得上是位顶尖的领衔人物了，“为文天才自然，丰约中度，其言简而明，信而通，引物连类，折之于至理，以服人心，超然独骛，众莫能及，故天下翕然师尊之”。接他棒的苏东坡，小他二十九岁，则是11世纪后期的文坛主将。宋人葛立方在《韵语阳秋》里赞叹道：“东坡喜奖与后进，有一言之善，则极口褒赏，使其有闻于世而后已。故受其奖拂者，亦踊跃自勉，乐于修进，而终为令器。若东坡者，其有功于斯文哉，其有功于斯文哉！”反复论说其有功于斯文，看来真是发自肺腑之言了。
在宋南渡前的文坛，先是欧阳修与他周围的作家，后是苏东坡与他同道的文友，构成了两个极佳的文学方阵。但苏东坡在文学途程起点阶段，若无欧阳修这样的“师”，苏轼这样的“生”，也许未必如此顺利在文坛立足了。所以，按旧时风习，“师”之对于“生”，位置能够排在“天、地、君、亲”以后，虽然很具封建色彩，但也表示师生知识的传承关系，所负荷着人类进化的重任。正是有师有生，代代相传，才构成世界文化的历史长河。
当欧阳修“举进士，试南宫第一，擢甲科，调西京推官”早已文声卓著、名震遐迩时，苏东坡还在四川老家待着，虽然他二十岁的时候，由眉山至成都，当地名流“一见待以国士”，但对偌大中国来说，盆地终究有其局限性，尽管苏轼才俊不可一世，但不为世知。大概四川作家，除了名师赏荐之外，其成长过程似乎有个隐隐的规律在，那就是必须出夔门，方成大器。
记得80年代中，克芹还健在时，每年来北京开会，偶尔到舍下小坐，总是伴士光、贤亮等一起光临，谈及这个话题，举出不少例证。其中一，即苏轼，一出蜀则雄伯天下，以致四海之内的士子，开口不谈苏而觉气索。其中二，即司马相如，当他在西京时何其了得，长门一怨而天下知，后妃们都给他送红包，求其词赋，文采之飞扬，神情之得意，可想而知。一旦回到成都那条街上，与卓文君合开一家小铺子，整日坐在烫酒的炭炉旁欣赏太太的美丽，从此也就了了而已。出蜀效应，自古至今，皆如此而然，或许不无道理。然而，克芹憾甚，天不假以永年，还未等他出蜀，便撒手西去了。
苏洵也许意识到，也许并非完全自觉地，只有走出盆地，方能显现天下，不去和中原文化主流契合，寻找到认识并重视他们才华的大师，至死也是坐井观天罢了。于是，至和、嘉祐年间，他领着他的两个儿子苏轼、苏辙，离开家乡四川眉山，乘舟东下，过三峡，出夔门，到了北宋的京师汴梁应试。三苏的名声，立刻被当时任翰林学士的欧阳修注意到了。“上其所著书二十二篇，既出，士大夫争传之，一时学者竞效苏氏为文章。”由于这样一位举足轻重的大人物的推荐，而且上达天听，连宋仁宗都认为朝廷得人。于是，这三位川籍作家，在首都制造了一次“轰动效应”。开封城里，立刻掀起了一阵三苏旋风。一时间，文人为文，都模仿他们的风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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