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50章
何海斌斜斜地靠在越野车旁，跟几个走过他身边的藏族小学生打招呼，逗他们，小学生也嘻嘻哈哈地反过来逗他。我一眼看见，心里一动：如果不是那身衣服，他可真像个土生土长的西藏人，黑黝黝的脸庞，加上一副自在的神情。
何海斌是拉孜县人武部政委，上校军官。他的另一个身份是我们《西南军事文学》的作者，诗人。所以，当我在路上发生严重高反，被同行的三位坚决阻止继续往前走时，他立即说他来接我回去。所谓“往前走”，就是去海拔更高的边防团；所谓“回去”，就是返回日喀则。
我自然是服从了。虽然半途而废有点儿没面子，但面子比起性命总是次要的。一旦作出决定，何海斌便以军人的果断和迅速出现在了我的面前，370公里的天路他仅跑了四个小时，令我十分感动；但同时，他又以军人少有的絮叨陪了我一路。每当我因为缺氧昏昏欲睡时，他总会把我喊醒，山山老师我跟你说嘛，或者山山老师你看过某本书没有？我有点儿恼火，又有点儿心酸。在西藏，尤其在武装部，寂寞是最大的敌人。偌大一个院子，只有几个人影在晃动，一天到晚说不了几句话，好不容易逮到一个可以聊天的，还不可劲儿聊？
何海斌算是个帅哥，一米七八的个子，端端正正的模样，练过武术又站过军姿的身板，很挺拔，加上黑黝黝的脸庞。这样一个帅哥军官是个话唠，你一定想不通。他应该像高仓健那样不正眼看人，领子竖起来，默默望向雪山才对。
但是没有。他就是不停地说话，讲西藏的风土人情，讲边防上的大小事，讲他读过的书看过的电视，甚至讲一些我根本听不清楚的话。我有一搭没一搭地应着，终于在下午两点，到达了定日。
我们的线路是这样的：从樟木出发，经聂拉木、岗萨、定日、拉孜，最终到日喀则。定日是中间站，我们便停下来吃午饭。当时已经是下午两点多了，我很饿。
定日海拔4300米，是去往珠峰必经的县。换句话说，珠峰就在定日县境内。所以定日的旅游口号是，到定日看珠峰。定日又分老定日和新定日，前面我们经过的岗萨，就是老定日。
对于老定日，我有着极为深刻的记忆。
那是20世纪80年代末我首次进藏，和另外三位部队作家一起，坐了辆老式北京吉普去樟木。当车子开到老定日时，坏了，轮胎漏气。我们便在老定日唯一一家修车店补胎。等补好了轮胎，师傅告知我们没电充气。他扔了个打气筒给我们，让我们自己打。于是在海拔4000多米的地方，我们开始玩儿酷，用自行车打气筒给汽车轮胎打气。我们五个人是这样分工的，男的每人打100下，女的每人打50下。凭我们的一双手，还真把轮胎给打足了。年轻真是好，我吭哧吭哧打了50下一点儿事儿没有。不过等我们继续前行时，更多的问题出现了，水箱漏水，发动机故障，我们只好打道回府。于是，樟木这个著名的边境口岸，我迟到25年后的今天才得以抵达。
我把这个故事讲给何海斌听，何海斌哈哈大笑，说，我当时要是在，一定不让你打。我说，你那时候在哪儿？读中学吧？他说是，读高中，我1991年才进大学。
当兵前的何海斌是大学体育系学生，专攻武术。为什么要学武术？是因为小时候他和弟弟经常被人欺负。为什么被人欺负？是因为外公和爷爷都出身不好并且有历史问题。但这个体育生却非常热爱文字，一进大学就加入了新闻写作社团，在那个社团里他学到了很多东西，以至于入伍后大大派上了用场。
1995年，即将大学毕业的何海斌，遇到了西藏部队去学校招收军官，他立即报名，过五关斩六将，穿上了军装，来到高原。在教导队集训三个月后就当了排长。因为思乡，他在笔记本上写了些关于边关和故乡的短句子，被领导无意中瞥见，立马作为写作人才，弄去当宣传干事了。以后他又回连队当指导员，又上机关当股长，又回营里当教导员，又到机关当科长，上上下下，始终都在艰苦的日喀则地区，那张黝黑黝黑的脸就是明证。樟木的80后指导员曹德锋，就曾经是他的部下，所以，关于反蚕食斗争，何海斌也是有很多事迹的。
可是，等我们在拉孜人武部面对面坐下时，他居然木讷得要命，啥也说不出来，路上的那个话唠不知哪儿去了。我只好回家查资料，一查还查到了。何海斌在岗巴营任职期间，光是带队巡逻就一百五十多次，行程近两万公里。行万里路的同时读万卷书，他的量很大，凡是关于西藏的关于军事的书都喜欢读，由此带动了整个岗巴营，他们营党委是全军先进基层组织，是中央军委命名的“岗巴爱国模范奉献营”，他本人还是西藏军区的优秀党员，立过一个二等功，三个只等功，像戏曲里唱的：是一个好呀么好青年。
接着说路途。我们在定日一家四川人开的饭馆吃了午饭，准备再上路时，我忽然就看到了那幅画面：何海斌斜靠在越野车旁，一边等我，一边逗路过的孩子。黑黝黝的面庞和自在的笑容，在一瞬间定格了。这幅画面，或许会成为我心目中的定日地标。
我们再次翻越过嘉措拉雪山，怕我有反应，到山顶没有停车。何海斌按当地藏民的习惯大声喊了几嗓子，表示跟山神打招呼：我们路过此地呀，请多多关照呀。
下山后，何海斌让驾驶员停车，说要下去捡石头。此建议甚合我意。每次到西藏或云南出差，我总会捡几块石头，眼下家里已经养了好几盆了。我昏头昏脑地下车，顶着烈日跑到江边。虽然没捡到宝石，还是捡了几块花纹特别的来自珠峰脚下的石头。
由此可见，热爱文学的军官还是不一样。
其实何海斌有蛮多烦心事，只是他不习惯叫苦。他的妻子去年被查出甲状腺肿瘤，还是恶性的。他休假两个月，回去陪妻子住院做了手术，并精心服侍照料。他很乐观地告诉我，手术很成功，现在妻子的情况很好。
那天我在他房间聊天，正为他的木讷生气时，通讯员忽然送来一堆邮件，其中就有何海斌的一个快递。他笑眯眯地打开，拿出来给我看：瞧，我老婆给我买的红枣和核桃。
那一刻，我心里暖暖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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何海斌是拉孜县人武部政委，上校军官。他的另一个身份是我们《西南军事文学》的作者，诗人。所以，当我在路上发生严重高反，被同行的三位坚决阻止继续往前走时，他立即说他来接我回去。所谓“往前走”，就是去海拔更高的边防团；所谓“回去”，就是返回日喀则。
我自然是服从了。虽然半途而废有点儿没面子，但面子比起性命总是次要的。一旦作出决定，何海斌便以军人的果断和迅速出现在了我的面前，370公里的天路他仅跑了四个小时，令我十分感动；但同时，他又以军人少有的絮叨陪了我一路。每当我因为缺氧昏昏欲睡时，他总会把我喊醒，山山老师我跟你说嘛，或者山山老师你看过某本书没有？我有点儿恼火，又有点儿心酸。在西藏，尤其在武装部，寂寞是最大的敌人。偌大一个院子，只有几个人影在晃动，一天到晚说不了几句话，好不容易逮到一个可以聊天的，还不可劲儿聊？
何海斌算是个帅哥，一米七八的个子，端端正正的模样，练过武术又站过军姿的身板，很挺拔，加上黑黝黝的脸庞。这样一个帅哥军官是个话唠，你一定想不通。他应该像高仓健那样不正眼看人，领子竖起来，默默望向雪山才对。
但是没有。他就是不停地说话，讲西藏的风土人情，讲边防上的大小事，讲他读过的书看过的电视，甚至讲一些我根本听不清楚的话。我有一搭没一搭地应着，终于在下午两点，到达了定日。
我们的线路是这样的：从樟木出发，经聂拉木、岗萨、定日、拉孜，最终到日喀则。定日是中间站，我们便停下来吃午饭。当时已经是下午两点多了，我很饿。
定日海拔4300米，是去往珠峰必经的县。换句话说，珠峰就在定日县境内。所以定日的旅游口号是，到定日看珠峰。定日又分老定日和新定日，前面我们经过的岗萨，就是老定日。
对于老定日，我有着极为深刻的记忆。
那是20世纪80年代末我首次进藏，和另外三位部队作家一起，坐了辆老式北京吉普去樟木。当车子开到老定日时，坏了，轮胎漏气。我们便在老定日唯一一家修车店补胎。等补好了轮胎，师傅告知我们没电充气。他扔了个打气筒给我们，让我们自己打。于是在海拔4000多米的地方，我们开始玩儿酷，用自行车打气筒给汽车轮胎打气。我们五个人是这样分工的，男的每人打100下，女的每人打50下。凭我们的一双手，还真把轮胎给打足了。年轻真是好，我吭哧吭哧打了50下一点儿事儿没有。不过等我们继续前行时，更多的问题出现了，水箱漏水，发动机故障，我们只好打道回府。于是，樟木这个著名的边境口岸，我迟到25年后的今天才得以抵达。
我把这个故事讲给何海斌听，何海斌哈哈大笑，说，我当时要是在，一定不让你打。我说，你那时候在哪儿？读中学吧？他说是，读高中，我1991年才进大学。
当兵前的何海斌是大学体育系学生，专攻武术。为什么要学武术？是因为小时候他和弟弟经常被人欺负。为什么被人欺负？是因为外公和爷爷都出身不好并且有历史问题。但这个体育生却非常热爱文字，一进大学就加入了新闻写作社团，在那个社团里他学到了很多东西，以至于入伍后大大派上了用场。
1995年，即将大学毕业的何海斌，遇到了西藏部队去学校招收军官，他立即报名，过五关斩六将，穿上了军装，来到高原。在教导队集训三个月后就当了排长。因为思乡，他在笔记本上写了些关于边关和故乡的短句子，被领导无意中瞥见，立马作为写作人才，弄去当宣传干事了。以后他又回连队当指导员，又上机关当股长，又回营里当教导员，又到机关当科长，上上下下，始终都在艰苦的日喀则地区，那张黝黑黝黑的脸就是明证。樟木的80后指导员曹德锋，就曾经是他的部下，所以，关于反蚕食斗争，何海斌也是有很多事迹的。
可是，等我们在拉孜人武部面对面坐下时，他居然木讷得要命，啥也说不出来，路上的那个话唠不知哪儿去了。我只好回家查资料，一查还查到了。何海斌在岗巴营任职期间，光是带队巡逻就一百五十多次，行程近两万公里。行万里路的同时读万卷书，他的量很大，凡是关于西藏的关于军事的书都喜欢读，由此带动了整个岗巴营，他们营党委是全军先进基层组织，是中央军委命名的“岗巴爱国模范奉献营”，他本人还是西藏军区的优秀党员，立过一个二等功，三个只等功，像戏曲里唱的：是一个好呀么好青年。
接着说路途。我们在定日一家四川人开的饭馆吃了午饭，准备再上路时，我忽然就看到了那幅画面：何海斌斜靠在越野车旁，一边等我，一边逗路过的孩子。黑黝黝的面庞和自在的笑容，在一瞬间定格了。这幅画面，或许会成为我心目中的定日地标。
我们再次翻越过嘉措拉雪山，怕我有反应，到山顶没有停车。何海斌按当地藏民的习惯大声喊了几嗓子，表示跟山神打招呼：我们路过此地呀，请多多关照呀。
下山后，何海斌让驾驶员停车，说要下去捡石头。此建议甚合我意。每次到西藏或云南出差，我总会捡几块石头，眼下家里已经养了好几盆了。我昏头昏脑地下车，顶着烈日跑到江边。虽然没捡到宝石，还是捡了几块花纹特别的来自珠峰脚下的石头。
由此可见，热爱文学的军官还是不一样。
其实何海斌有蛮多烦心事，只是他不习惯叫苦。他的妻子去年被查出甲状腺肿瘤，还是恶性的。他休假两个月，回去陪妻子住院做了手术，并精心服侍照料。他很乐观地告诉我，手术很成功，现在妻子的情况很好。
那天我在他房间聊天，正为他的木讷生气时，通讯员忽然送来一堆邮件，其中就有何海斌的一个快递。他笑眯眯地打开，拿出来给我看：瞧，我老婆给我买的红枣和核桃。
那一刻，我心里暖暖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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