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39章 (2 / 3)
第一，当时的汉民族，还不那么深受礼教的束缚，敢于向往自由，能够追求率性，比后来的中国人要敢爱敢恨一些；第二，当时的少数民族，尚武少文，性腺发达，则更为放荡放肆，感情强烈。来自长安的元二先生，会在那弦歌嘈杂，觥筹交错。灯红酒绿，舄履杂沓的帐篷中、毳屋里，生出“独在异乡为异客”的感觉么？光那些达坂城的姑娘，就够他眼睛忙不过来了。
由于南北朝到隋唐的数百年间，中原的汉民族与边外的少数民族，不停地进行着胜者和败者角色互换的战争游戏，一个时期，大批被掳掠的汉人，被胡骑裹胁而西，一个时期，大批降服的胡人，进入汉人居住区域，打仗的同时，也是一个相互影响、此消彼长的融合过程。胡汉杂处的结果，便是汉民族的血液里，大量掺进胡人的剽悍精神，而胡人的灵魂中，也铭刻下汉民族的文化烙印。犹如鲁迅给曹聚仁的信中所说：“古人告诉我们唐如何盛，明如何佳，其实唐室大有胡气，明则无赖儿郎。”这种种族的杂交趋势，一直没有停止过，到了唐代，达到了顶峰。
正是这种异族血脉的流入，唐人遂有与前与后大不相同的气象。
今天还能看到的唐人绘画，如张萱的《虢国夫人游春图》、《捣练图》；如周昉的《簪花仕女图》；如永泰公主墓壁画《宫女图》中，那些发黑如漆、肤白如雪、胸满欲溢，像熟透了的苹果似的健妇，那些亭亭玉立、身材窈窕、情窦初开、热情奔放得不可抑制的少女；如阎立本的《步辇图》、《历代帝王图》；如懿德太子墓壁画《仪仗图》；如长乐公主墓壁画《仪仗图》中，那些策马扬鞭、引弓满月的壮士，那些膀阔胸广、面赤髭浓的官人。试想，如此内分泌债张的女性，如此荷尔蒙发达的男性，“春风雨露一相逢”，恐怕连整个大气层，也就是整个天空，都洋溢着难以名状的生殖气氛。
因此，出使安西的元二，也许在极目无垠的大漠里，驼铃声细，马蹄声碎，会感到寂寥和单调。但当绿洲憩息，与那些食牛羊肉、饮葡萄酒、骑汗血马、跳胡旋舞、逐水草而居的胡人，葡萄架下，翩翩起舞；席地小酌，美女如云；弦索弹拨，耳鬓厮磨；毡房夜宿，玉体横陈，那肯定是乐不思蜀了。
唐贞观四年（630）平东突厥，在蒙古高原设置行政机构，九年（635）败西部的吐谷浑，十四年（640）灭高昌，打通西域门户。公元7世纪，丝绸之路重现汉代的辉煌。以长安为始发站，出玉门，过敦煌，经焉耆、龟兹、碎叶，可以到大食（波斯）、天竺（印度），和更远的拂菻（拜占庭）。一直到9世纪，丝绸之路曾经是一条充满生气的、连接东西方的纽带。
由于丝路重开，商贸的往来、行旅的流动、文化的互动、宗教的传播，甚至比战争行为，更能加深这种民族之间的沟通和融合。当时的长安城里，到底生活着多少胡人，至今难在典籍中查出这份统计。从唐代刘肃《大唐新语》中一则案件的记载，便可想象得知胡人在长安城里数量之多。正如文中所说，胡人戴着汉人的帽子，汉人穿上胡人的衣衫，孰胡孰汉，怕是官府也查不清楚。
“贞观中，金城坊有人家为胡所劫者，久捕贼不获。时杨纂为雍州长史，判勘京城坊市诸胡，尽禁推问。司法参军尹伊异判之曰：‘贼出万端，诈伪非一，亦有胡着汉帽，汉着胡帽，亦须汉里兼求，不得胡中直觅，请追禁西市胡，余请不问。’纂初不同其判，遽命，觉吟少选，乃判曰：‘纂输一筹，余依判。’”
依此推论，当时长安城内居住的胡人，要比现在北京城里的老外多得多，因此，胡人在唐代诗人的笔墨中，便经常出现。如李白诗“落花踏尽游何处？笑人胡姬酒肆中”（《少年行》），如岑参诗“君不闻胡笳声最悲，紫髯绿眼胡人吹”（《送颜真卿使赴河陇》），如李贺诗“卷发胡儿眼睛绿，高楼夜静吹横竹”，如元稹诗“女为胡妇学胡妆，伎进胡音务胡乐”（《法曲》）……也证明当时的长安城里，胡人之无处不在。
据陈寅恪《读莺莺传》考证，胡人的行踪，更渐渐由西而东，直至中原。他认为那位漂亮的崔相国之女，其实是诗人元稹有意模糊的一个文学形象。实际上，她是来自中亚粟特（今乌兹别克斯坦撒马尔罕北古布丹）的“曹”国女子，移民到长安洛阳之间的永济蒲州。他们以中亚的葡萄品种，酿成“河东之乾和葡萄酒”，那是当时的一个名牌。既美且艳的莺莺，其实是一个当垆沽酒的“酒家胡”，用今天的话说，一位三陪小姐而已。
从元稹笔下“最爱软欺杏园客，也曾辜负酒家胡”判断，张君瑞不过是诗人自己的化身罢了。如果曹九九（陈寅恪设想出的这位小姐芳名）不是胡女，真是相府千金，也就不至于被“始乱终弃”了。
以今观古，在KTV包间动手动脚的作家，在酒吧搂着小妞猛不老实的诗人，骗几个美女作家上套的评论家，吃爱好文学的女青年豆腐的编辑，我想，元稹和曹九九的春风一度，也就不必太在意了。何况事后在诗中还能写出一丝辜负之意，我对他的人格忍不住要肃然起敬了，至少不像当代文人，搞不好，还要别人为之擦屁股。
总而言之，唐朝的天空底下，是一个张开臂膀、拥抱整个世界的盛世光景。
对于李唐的西向政策，对于边外胡人的大量吸纳，唐初有过一次讨论。唐代吴兢所著的《贞观政要》一书，在《论安边第三十六》中，记载了各个论点的交锋。中书令温彦博主张：“天子之于万物也，天覆地载，有归我者必养之。”秘书监魏征认为：“且今降者几至十万，数年之后，滋息过倍，居我肺腑，甫迩王畿，心腹之疾，将为后患。”凉州都督李大亮更上疏：“近日突厥倾国入朝，既不俘之于江淮以变其俗，乃置于内地，去京不远，虽则宽仁之义，亦非久安之计。每见一人初降，赐帛五匹、袍一领。酋长悉授大官，禄厚位尊，理多靡费。以中国之租赋，供积恶之凶虏，非中国之利也。”
讨论的结果，只有四个字：“太宗不纳。”
于是，用温彦博议：“自幽州至灵州，置顺、佑、化、长四州都督府以处之，胡人居长安者近且万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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由于南北朝到隋唐的数百年间，中原的汉民族与边外的少数民族，不停地进行着胜者和败者角色互换的战争游戏，一个时期，大批被掳掠的汉人，被胡骑裹胁而西，一个时期，大批降服的胡人，进入汉人居住区域，打仗的同时，也是一个相互影响、此消彼长的融合过程。胡汉杂处的结果，便是汉民族的血液里，大量掺进胡人的剽悍精神，而胡人的灵魂中，也铭刻下汉民族的文化烙印。犹如鲁迅给曹聚仁的信中所说：“古人告诉我们唐如何盛，明如何佳，其实唐室大有胡气，明则无赖儿郎。”这种种族的杂交趋势，一直没有停止过，到了唐代，达到了顶峰。
正是这种异族血脉的流入，唐人遂有与前与后大不相同的气象。
今天还能看到的唐人绘画，如张萱的《虢国夫人游春图》、《捣练图》；如周昉的《簪花仕女图》；如永泰公主墓壁画《宫女图》中，那些发黑如漆、肤白如雪、胸满欲溢，像熟透了的苹果似的健妇，那些亭亭玉立、身材窈窕、情窦初开、热情奔放得不可抑制的少女；如阎立本的《步辇图》、《历代帝王图》；如懿德太子墓壁画《仪仗图》；如长乐公主墓壁画《仪仗图》中，那些策马扬鞭、引弓满月的壮士，那些膀阔胸广、面赤髭浓的官人。试想，如此内分泌债张的女性，如此荷尔蒙发达的男性，“春风雨露一相逢”，恐怕连整个大气层，也就是整个天空，都洋溢着难以名状的生殖气氛。
因此，出使安西的元二，也许在极目无垠的大漠里，驼铃声细，马蹄声碎，会感到寂寥和单调。但当绿洲憩息，与那些食牛羊肉、饮葡萄酒、骑汗血马、跳胡旋舞、逐水草而居的胡人，葡萄架下，翩翩起舞；席地小酌，美女如云；弦索弹拨，耳鬓厮磨；毡房夜宿，玉体横陈，那肯定是乐不思蜀了。
唐贞观四年（630）平东突厥，在蒙古高原设置行政机构，九年（635）败西部的吐谷浑，十四年（640）灭高昌，打通西域门户。公元7世纪，丝绸之路重现汉代的辉煌。以长安为始发站，出玉门，过敦煌，经焉耆、龟兹、碎叶，可以到大食（波斯）、天竺（印度），和更远的拂菻（拜占庭）。一直到9世纪，丝绸之路曾经是一条充满生气的、连接东西方的纽带。
由于丝路重开，商贸的往来、行旅的流动、文化的互动、宗教的传播，甚至比战争行为，更能加深这种民族之间的沟通和融合。当时的长安城里，到底生活着多少胡人，至今难在典籍中查出这份统计。从唐代刘肃《大唐新语》中一则案件的记载，便可想象得知胡人在长安城里数量之多。正如文中所说，胡人戴着汉人的帽子，汉人穿上胡人的衣衫，孰胡孰汉，怕是官府也查不清楚。
“贞观中，金城坊有人家为胡所劫者，久捕贼不获。时杨纂为雍州长史，判勘京城坊市诸胡，尽禁推问。司法参军尹伊异判之曰：‘贼出万端，诈伪非一，亦有胡着汉帽，汉着胡帽，亦须汉里兼求，不得胡中直觅，请追禁西市胡，余请不问。’纂初不同其判，遽命，觉吟少选，乃判曰：‘纂输一筹，余依判。’”
依此推论，当时长安城内居住的胡人，要比现在北京城里的老外多得多，因此，胡人在唐代诗人的笔墨中，便经常出现。如李白诗“落花踏尽游何处？笑人胡姬酒肆中”（《少年行》），如岑参诗“君不闻胡笳声最悲，紫髯绿眼胡人吹”（《送颜真卿使赴河陇》），如李贺诗“卷发胡儿眼睛绿，高楼夜静吹横竹”，如元稹诗“女为胡妇学胡妆，伎进胡音务胡乐”（《法曲》）……也证明当时的长安城里，胡人之无处不在。
据陈寅恪《读莺莺传》考证，胡人的行踪，更渐渐由西而东，直至中原。他认为那位漂亮的崔相国之女，其实是诗人元稹有意模糊的一个文学形象。实际上，她是来自中亚粟特（今乌兹别克斯坦撒马尔罕北古布丹）的“曹”国女子，移民到长安洛阳之间的永济蒲州。他们以中亚的葡萄品种，酿成“河东之乾和葡萄酒”，那是当时的一个名牌。既美且艳的莺莺，其实是一个当垆沽酒的“酒家胡”，用今天的话说，一位三陪小姐而已。
从元稹笔下“最爱软欺杏园客，也曾辜负酒家胡”判断，张君瑞不过是诗人自己的化身罢了。如果曹九九（陈寅恪设想出的这位小姐芳名）不是胡女，真是相府千金，也就不至于被“始乱终弃”了。
以今观古，在KTV包间动手动脚的作家，在酒吧搂着小妞猛不老实的诗人，骗几个美女作家上套的评论家，吃爱好文学的女青年豆腐的编辑，我想，元稹和曹九九的春风一度，也就不必太在意了。何况事后在诗中还能写出一丝辜负之意，我对他的人格忍不住要肃然起敬了，至少不像当代文人，搞不好，还要别人为之擦屁股。
总而言之，唐朝的天空底下，是一个张开臂膀、拥抱整个世界的盛世光景。
对于李唐的西向政策，对于边外胡人的大量吸纳，唐初有过一次讨论。唐代吴兢所著的《贞观政要》一书，在《论安边第三十六》中，记载了各个论点的交锋。中书令温彦博主张：“天子之于万物也，天覆地载，有归我者必养之。”秘书监魏征认为：“且今降者几至十万，数年之后，滋息过倍，居我肺腑，甫迩王畿，心腹之疾，将为后患。”凉州都督李大亮更上疏：“近日突厥倾国入朝，既不俘之于江淮以变其俗，乃置于内地，去京不远，虽则宽仁之义，亦非久安之计。每见一人初降，赐帛五匹、袍一领。酋长悉授大官，禄厚位尊，理多靡费。以中国之租赋，供积恶之凶虏，非中国之利也。”
讨论的结果，只有四个字：“太宗不纳。”
于是，用温彦博议：“自幽州至灵州，置顺、佑、化、长四州都督府以处之，胡人居长安者近且万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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