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41章
1953年冬，以贺龙为总团长、老舍为副总团长的中国人民赴朝慰问团来到了志愿军部队。这是个庞大的团体，总团下面不但有劳模、京剧、歌舞、曲艺等分团，还带来了大量慰问品。我就得到了一条毛巾、一条香烟和一只搪瓷杯，“百万志愿军”呀，祖国人民并不富裕，捐献了飞机、坦克、大炮，又派团到前线来慰问。部队把这当作一次爱国主义教育，热烈欢迎祖国人民的代表。
我当时刚从军文工团下放到师司令部当文化教员，舍不得放弃文艺爱好，正在闹情绪，听说二爹（老舍先生与家父是拜把子兄弟，我叫他二爹）来了，便在军部留了一封信，请他帮助我回国进戏剧学院，又说我想当作家。
老舍率领的文艺分团在军部慰问演出，由于“剧场”（大防空洞）所限，只能招待团级以上的军官，我这排级干部当然进不去。不过，老舍先生向大家介绍“七龄童”周信芳和小王玉容的那些幽默话语，我全打听得一清二楚。他能收到我那封信吗？志愿军部队这么多，他会到我们师里来吗？我心里天天打鼓。
老舍先生果然到我们师里来了！由军政委亲自陪同。师部驻在五柳洞（洞是朝语村庄的意思）的山上，欢迎会在一个半掘开式的防空洞里举行，只有营级以上的军官才能参加。我多么熟悉的会场呀，讲文化课、教歌、组织俱乐部活动，我都是那儿的主角，现在却无法进去。真是咫尺天涯，一面维艰吗？
我急得像热锅上的蚂蚁。忽然协理员跑来叫我：“军政委说，老舍先生有个侄子在咱们师，就是你吧？还在这儿猫着干吗呀？快跟我来，跑步！”
我胸前佩戴三枚银质军功章（部队规定，欢迎慰问团期间要戴奖章），站到先生面前，行个军礼，叫声：“二爹！”
他从头到脚打量着我，拉住手说：“你就是大年哪？好孩子，成人啦！”
我听得懂这句话。在我还不记事儿、还不认人的孩提时候，二爹就“认得”我了。我哥哥叫“小澄”，十岁夭折。所以我叫“大年”，这是父母的心愿，二爹也是知道的。多年不见（1946年二爹去美国讲学，他回国时我已参军），此时我的父母相继过世，我有求于二爹，他怎能不管呢？
然而，我失望了。断断续续的交谈（欢迎会发展为联欢会。师文工队的女兵们争着请大文豪老舍跳舞，他有寒腿，只能跳慢四步；还请他说笑话，他说了个“王大妈的裹脚布——永远不洗”，笑坏了军师首长）之后，二爹认真地对我说：“谁想当作家都好，那就先拿出货色来。”
分手后，二爹怕我想不通，还托军政委转来一封信，语重心长地写道：“你如果决心从事写作，就不要脱离火热的斗争生活。我今年五十五岁了，不是还到前线来向志愿军战士们学习么！”
这年我二十二岁。朝鲜停战了，上级动员我们参了军的高中学生回国报考大学。但我听了老舍先生的话，继续留在部队。这是我人生道路上的一次重要选择。
“拿出货色来”也成了我的一个信条。老舍先生是北京文联主席，中国作家协会副主席，我复员回到北京，只请他审阅过我的习作，给予批评指教，再没求他“帮助”我当作家。直到国家进入改革开放的新时期，我也有了若干“货色”之后，四十九岁才“实打实凿”地迈进作协的门槛儿。我不会忘记二爹生前的教诲，进了作协，更要真诚地体验生活，不停笔地努力写作才行啊。
我当时刚从军文工团下放到师司令部当文化教员，舍不得放弃文艺爱好，正在闹情绪，听说二爹（老舍先生与家父是拜把子兄弟，我叫他二爹）来了，便在军部留了一封信，请他帮助我回国进戏剧学院，又说我想当作家。
老舍率领的文艺分团在军部慰问演出，由于“剧场”（大防空洞）所限，只能招待团级以上的军官，我这排级干部当然进不去。不过，老舍先生向大家介绍“七龄童”周信芳和小王玉容的那些幽默话语，我全打听得一清二楚。他能收到我那封信吗？志愿军部队这么多，他会到我们师里来吗？我心里天天打鼓。
老舍先生果然到我们师里来了！由军政委亲自陪同。师部驻在五柳洞（洞是朝语村庄的意思）的山上，欢迎会在一个半掘开式的防空洞里举行，只有营级以上的军官才能参加。我多么熟悉的会场呀，讲文化课、教歌、组织俱乐部活动，我都是那儿的主角，现在却无法进去。真是咫尺天涯，一面维艰吗？
我急得像热锅上的蚂蚁。忽然协理员跑来叫我：“军政委说，老舍先生有个侄子在咱们师，就是你吧？还在这儿猫着干吗呀？快跟我来，跑步！”
我胸前佩戴三枚银质军功章（部队规定，欢迎慰问团期间要戴奖章），站到先生面前，行个军礼，叫声：“二爹！”
他从头到脚打量着我，拉住手说：“你就是大年哪？好孩子，成人啦！”
我听得懂这句话。在我还不记事儿、还不认人的孩提时候，二爹就“认得”我了。我哥哥叫“小澄”，十岁夭折。所以我叫“大年”，这是父母的心愿，二爹也是知道的。多年不见（1946年二爹去美国讲学，他回国时我已参军），此时我的父母相继过世，我有求于二爹，他怎能不管呢？
然而，我失望了。断断续续的交谈（欢迎会发展为联欢会。师文工队的女兵们争着请大文豪老舍跳舞，他有寒腿，只能跳慢四步；还请他说笑话，他说了个“王大妈的裹脚布——永远不洗”，笑坏了军师首长）之后，二爹认真地对我说：“谁想当作家都好，那就先拿出货色来。”
分手后，二爹怕我想不通，还托军政委转来一封信，语重心长地写道：“你如果决心从事写作，就不要脱离火热的斗争生活。我今年五十五岁了，不是还到前线来向志愿军战士们学习么！”
这年我二十二岁。朝鲜停战了，上级动员我们参了军的高中学生回国报考大学。但我听了老舍先生的话，继续留在部队。这是我人生道路上的一次重要选择。
“拿出货色来”也成了我的一个信条。老舍先生是北京文联主席，中国作家协会副主席，我复员回到北京，只请他审阅过我的习作，给予批评指教，再没求他“帮助”我当作家。直到国家进入改革开放的新时期，我也有了若干“货色”之后，四十九岁才“实打实凿”地迈进作协的门槛儿。我不会忘记二爹生前的教诲，进了作协，更要真诚地体验生活，不停笔地努力写作才行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