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66章 (1 / 3)
贾平凹第一次到西安是1966年的夏天。
那一年他十三岁，是陕南商洛镇初中二年级的学生，他和几个年长一些的同学到西安参加“文革串联”，他对“串联”的全部认识仅限于可以免费到省城住几天，这对山区长大的少年无疑是一个巨大的诱惑。他们各自背着铺盖卷儿，搭乘一辆顺路卡车，从商洛一路颠簸着翻过秦岭。他是同学中个子最矮的一个，为了弥补缺陷，他特意戴了一顶大草帽。山路崎岖，他不是晕车最厉害的，他扼制呕吐的办法是不停地高声唱歌，多年之后他回忆这一段经历时说：“我当时真的是唱一路山歌给鸟听。”
他们住在西北工业大学的招待所。各自带的行李没有派上用场，校方的接待安排还算舒适，管吃，管住，伙食也过得去。他唯一的不适应是找不到大便的地方，门口明明挂着男厕所的牌子，走进去却见不到“蹲位”，等有人终于从“柜子”里开门走出来，他仍迟疑着不敢相信“柜子”里洁净的“瓷盆”是供人“泻私愤”的地方。事后，他又紧张地逃回寝室，唯恐管理人员找他的麻烦。在西安的几天时间里他抽空暇单独去了一趟钟楼，从老家出来的时候，邻居叮嘱他一定要去看钟楼，告诉他那是西安城的标志。他步行一个多小时，打问了四五位路人才走到这座明代建筑跟前，他的心一下子被慑服了。钟楼平地耸起，宏伟而高大，仰头看楼顶的时候，不小心草帽从头顶脱落，他慌忙弯腰去捡，一阵风又将草帽吹起，几个起落之后，他就不再顾及草帽，而是专心仰头眺望钟楼的尖顶。在大自然的无意安排下，这个十三岁的少年，在一个烈日炎炎的午后，就这样对钟楼行了脱帽礼。
贾平凹从十三岁那一年草帽遗落在钟楼脚下的时刻起，就注定了和西安这座古城结下了解不开的缘分。
贾平凹的小学阶段是在庙里度过的，这不是因为他的缘心沉重，而是当年的棣花小学就办在一座庙里，庙叫法性寺。多年之后，他念念不忘这段奇缘，他不止一次地向我描述破旧的山门，以及木格子的窗棂如何安装不上玻璃，即使是阳光明媚的日子，“教室”里也是灰蒙蒙的，若是阴雨天气，全班学生便不可避免地要“韬光养晦”了。他说得最多的是墙上的壁画，画是残缺不全的，且失了颜色，唯一看清楚的是一头牛，牛的身下有一个少年，不知是在放牧还是在找牛奶喝。他在长篇《废都》中极尽心神地创造了一头城市中的奶牛，送牛奶的人每日牵着，让订户按量吮着牛乳喝。我曾问他这头奶牛和法性寺墙上的那一头牛是否有姻连，他笑着告诉我：“这是天机呀。”
贾平凹的老家叫棣花，就是《诗经·小雅》中“常棣之华”的“常棣”，这首讲手足之亲的诗他记得很熟。我去过他老家两次，一次是给他老父亲迁坟，另一次是他的伯父病逝，陪他回乡奔丧。他的父亲贾彦春做了一辈子的山区教师，先教小学，之后教中学，1967年莫名其妙被戴上了“历史反革命”的帽子，遭到沿街批斗，这无辜的罪名虽然在1972年底得到了平反，但天外横来的人身污辱再加上累积的生活之苦，严重影响了他的健康，致使中年早逝。贾平凹在他父亲去世后的第三十三天，即民俗中的“五七”之前，写过一篇《祭父》的散文，这篇如泣如诉的祭文让太多熟悉的和陌生的读者流下过泪水。这篇文章的开始是这样写的：“父亲贾彦春，一生于乡间教书，退休在丹凤县棣花，年初胃癌复发，七个月后便卧床不起，饥饿疼痛，疼痛饥饿，受罪至第二十七天的傍晚，突然一个微笑而去世了。其时中秋将近，天降大雨，我还远在四百里之外，正预备着翌日赶回。”
父亲的去世，给贾平凹的打击很大，至少有几个月的时间他没有从悲痛中脱身出来，他悲哀的是父亲劳碌了一生，受的苦多，享的福少。几年后，他给父亲迁坟也是无奈中的事，一条高等级的公路横穿棣花而过，这本是一件于家乡发展的好事，但路基傍坟墓太近，九泉下的父亲不得不“搬迁”，事后贾平凹泪流满面地说：“我父亲的命太苦了。”
贾平凹是家里的长子，但在家族大排行中是老八，他是孝子，对待伯父母如对待自己的父母，当接到伯父去世的电话，甚至顾不上回家换衣服，直接从单位叫了车就走。西安到丹凤县的棣花，一路秦岭，不足400里的路程，我们却走了近6个小时，进到伯父家，他一头便跪到灵前，泣不成声。我在佛前是见过他进香下跪的，但屈膝前，他一般先要整整衣角，在他伯父灵前，他几乎是一下子就扑下去的。过后贾平凹向我讲了一个细节，他父亲是兄弟四人中的老小，为了供养父亲读完中学，三个大伯从几十里外扛木头回来，为了第二天再扛到20里外的集市上能卖个好价钱，成半夜在院子里用石槌砸木头的大小截面，父亲就是在“咣咣”的响声里读完中学的。
实际上，贾平凹的中学生活只有两年多一点的时间。1964年入商洛镇中学，到1967年他父亲被定性为“历史反革命”，父亲在学校和镇的大街上遭批斗，他被迫中止学业，回乡务农。这一年，他年仅14岁。
如果说到遭遇，贾平凹恐怕是当代作家中“经历”最丰富的一位，从1978年获首届全国优秀短篇奖算起，他头顶上的光环始终有两种截然对立的色调笼罩着，即赞美和批评此起彼伏，交相辉映，1978年，年仅26岁的贾平凹，以《满月儿》获首届全国优秀短篇奖。这是他摘到的第一颗果实，去北京领奖的时候，他见到了许多他心仪已久的老作家，并和其中的多位一起站到领奖台上。在北京的几天，他特意戴着从“瑞福祥”老店买的一顶当时非常时髦的鸭舌帽，以遮掩年轻的额头，这顶帽子从北京回来后就放进了箱子底，从此再没见他戴过。1979年至1982年，他又获得了另外两个重要的奖项，“《十月》杂志首届文学奖”和陕西省首届“优秀图书奖”，这三年间，他一共出版了五本书，《姊妹本纪》（安徽人民出版社1979年）、《早晨的歌》（陕西人民出版社1980年）、《山地笔记》（上海文艺出版社1980年）、《贾平凹新作集》（中国青年出版社1981年）、《野火集》（陕西人民出版社1982年），如果再算上1977年中国少年儿童出版社出版的《兵娃》，26岁之前，已有6部集的进项。与此同时，他的创作引起了文坛评论界的特别关注。《文艺报》在1978年的5月份刊登了两篇关于他的文章，《生活之路——读贾平凹的短篇》（邹荻帆）、《关于贾平凹和他的》（胡采）。程德培在《上海文学》，丁帆在《文学评论》，阎纲在《光明日报》，孙犁在《解放日报》，费秉勋在《延河》杂志都相继发表了针对他作品的专题研究文章。这在当时是绝无仅有的。在当年的国内文坛，他成了一颗新星，耀眼夺目，而且茁壮地冉冉上升。
但好景不长，接下来就遭到了批评和指责，起因是1981年发表在《长城》杂志的一篇《二月杏》。这是一篇写地质队员野外生活和爱情的，其中的爱情描写被认为“违背生活的真实”。《长城》杂志发表《对〈二月杏〉的批评意见》（1982年第3期），《工人日报》发表《揭出病苦应是为了疗救》（1982.3.26），《中国青年报》的态度在当时是客观和积极的，刊出了一条对他颇有帮助的新闻稿件——《〈二月杏〉发表后受到批评，贾平凹走出门听取意见》（1982.6.17）。《二月杏》是他喝到的第一杯苦酒，这杯酒虽不多，但度数高，上头快，因此在1982年全年他情绪消沉，袖手垂眉。《二月杏》事件的可怕在于当时的文学评论不是就作品而作品，它像落入水中的一颗石子，“扑通”一声闷响过后，水面的涟漪一圈一圈向外波散。接下来以《鬼城》（《花城》杂志）为代表的几个短篇在两场现在看来非常滑稽的“清除资产阶级精神污染”和“反自由化”的争论中成为“焦点”，在1984年，一个月内曾有七家杂志发表批评他创作倾向的文章（后来有专家称那场争论事实上是在“污染精神”）。1983年和1984年，他作为靶子被反复摆进了“练兵场”。
1982年至1985年他集中精力转入散文写作，出版了被评论家称赞为“三迹”的三部散文集，《月迹》（百花文艺出版社1982年），《爱的踪迹》（上海文艺出版社1985年），《心迹》（四川文艺出版社1985年），《爱的踪迹》后来获全国首届散文集奖。写于此间的他的标志性散文作品是《商州三录》，遭到批评和指责后，他从西安回到老家，用了两个月的时间，把商洛地区的七个县用脚丈量了一遍，《商州初录》《商州再录》和《商州三录》三个长篇写实散文，一改当时散文写作以“痛说文革苦难”为主调的散文文风，散文写作开始关注现实生活，这三篇文章在当年引来了一片喝彩声，并以此奠定了他在国内散文界的地位。他的这三篇文章发表后，给家乡带来的好处是商洛知名度迅速提升，后来商洛地区由地改市，名称也便叫了商州。他是爱家乡的，家乡的人也是以他为荣。有一年过正月十五，我看过一台来自他家乡的“社火”。这种民俗表演一般是以历史人物或神话传说人物为主的，一支几百人的队伍抬举着诸葛亮、关公，乃至玉皇大帝的塑像，闹然过市。在这支队伍的最中间，我突然见到一个七八岁的孩子扮成他的样子，穿着风衣，戴着鸭舌帽，站在一根几米高的铁芯子上，孩子身后背着厚厚的一本模型书，书上写着三个大字——贾平凹。一位朋友用照相机把这个场景拍了下来，当把照片送给贾平凹的时候，他立即泪流满面，哽咽着说不出话，过了好久才低声说了一句：“我还没给家乡做过什么呢。”
1984年和1985年，是他创作的丰收年景，除了大量的散文作品外，还写出了近20部中篇。《腊月·正月》《小月前本》《鸡窝洼人家》《天狗》等被列为当代文学作品优秀长廊的就是在这期间完成的。《腊月·正月》获全国优秀中篇奖（1984年），《鸡窝洼人家》《天狗》等作品被改编成电影和电视剧。贾平凹后来解释自己在这一阶段为何创作精神如此强健时，笑着打了一个比方：“我是属核桃的，要砸着吃呢。”
从1987年，他开始了长篇写作，到1988年出版了三部作品，《商州》（北京十月文艺出版社1987年），《浮躁》（作家出版社1987年），《妊娠》（作家出版社1988年）。这一时期的长篇，总的说来，似乎没有摆脱中篇的格局，我个人以为仍是长一些的中篇。这种观念他个人不一定接受，但我是这样看的。虽然《浮躁》获美国美孚飞马文学奖，这部书的前半部气韵贯通，但后半部有松懈之嫌。举一个例子，有点像那种“出手并不脱手的飞碟”游戏，飞碟出手之后在半空划一个弧，还应再收回手中，但这部的结尾处有脱手之累。
1993年应该是他一生中最重要的一年，这一年，给他带来巨大光荣和诋毁的《废都》出版了。这部书创造了两个奇迹，单本书的盗印本最多，截至今天，他自己收集到的盗印本有近七十种之多，另外的奇迹是单本的印量最高，正版和盗印版已近千万册。无论如何评论，这部书都应视为一部大书，它再现了当年知识界的一种颓废气氛。作家马原认为，这是一本写颓废的大书，我是非常同意他这个观点的。这部书刚出版他就有了不安的感觉。在送给我的样书的扉页上，他这样写道：“这部书易误读，它将大损于我，我泄了什么天机若此。”事后不久，即印证了他的这种不安，北京出版局查禁了这本书，并处罚了北京出版社。《废都》之后，他遭遇了许多非难，甚至人身的诋毁，四十岁这一年，他磨难多多，经受万千。
《废都》获法国费米娜文学奖是1998年的事情了，这次获奖使他在国内的待遇也稍好了一些，官方指责声也渐渐少了，直到今天，也不再有人提及当年查禁的事。这件事回味起来也挺有趣味，泱泱大国，在1993年的时候竟承受不了一本。关于《废都》的获奖我是个知情者，由于贾平凹陕西口音浓重，我负责和这部书的译者法国人安波兰女士联系，在奖项揭晓之前，我们接到赴巴黎的邀请，贾平凹放弃的原因表面上说是身体不适，其实他是担心当场落选。那一天晚上，我们两人坐在《美文》杂志社，一边等结果，一边玩扑克。我提议要带赌注，因为没有比等一个未卜的结果更令人心神不安的事情了，开始他不同意，因为打牌他从来是输给我的，结果仍如旧例，他不停地往外掏，两个小时之后，将近九点钟的时候，他刚说过“你再赢，这个奖我不要了”的话，我办公桌上的电话就响了起来，在电话的另一端，安波兰女士在颁奖现场激动地说：“在五部中，《废都》胜出获奖。”听到这个消息，贾平凹却出奇的平静了，他说：“我们继续玩吧。”但接下来，牌局的势头就倒向了他的那一边，我之前的收入不仅如数倒流，还稍有亏空，最后，他用我的钱请我去大街上吃了一顿小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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那一年他十三岁，是陕南商洛镇初中二年级的学生，他和几个年长一些的同学到西安参加“文革串联”，他对“串联”的全部认识仅限于可以免费到省城住几天，这对山区长大的少年无疑是一个巨大的诱惑。他们各自背着铺盖卷儿，搭乘一辆顺路卡车，从商洛一路颠簸着翻过秦岭。他是同学中个子最矮的一个，为了弥补缺陷，他特意戴了一顶大草帽。山路崎岖，他不是晕车最厉害的，他扼制呕吐的办法是不停地高声唱歌，多年之后他回忆这一段经历时说：“我当时真的是唱一路山歌给鸟听。”
他们住在西北工业大学的招待所。各自带的行李没有派上用场，校方的接待安排还算舒适，管吃，管住，伙食也过得去。他唯一的不适应是找不到大便的地方，门口明明挂着男厕所的牌子，走进去却见不到“蹲位”，等有人终于从“柜子”里开门走出来，他仍迟疑着不敢相信“柜子”里洁净的“瓷盆”是供人“泻私愤”的地方。事后，他又紧张地逃回寝室，唯恐管理人员找他的麻烦。在西安的几天时间里他抽空暇单独去了一趟钟楼，从老家出来的时候，邻居叮嘱他一定要去看钟楼，告诉他那是西安城的标志。他步行一个多小时，打问了四五位路人才走到这座明代建筑跟前，他的心一下子被慑服了。钟楼平地耸起，宏伟而高大，仰头看楼顶的时候，不小心草帽从头顶脱落，他慌忙弯腰去捡，一阵风又将草帽吹起，几个起落之后，他就不再顾及草帽，而是专心仰头眺望钟楼的尖顶。在大自然的无意安排下，这个十三岁的少年，在一个烈日炎炎的午后，就这样对钟楼行了脱帽礼。
贾平凹从十三岁那一年草帽遗落在钟楼脚下的时刻起，就注定了和西安这座古城结下了解不开的缘分。
贾平凹的小学阶段是在庙里度过的，这不是因为他的缘心沉重，而是当年的棣花小学就办在一座庙里，庙叫法性寺。多年之后，他念念不忘这段奇缘，他不止一次地向我描述破旧的山门，以及木格子的窗棂如何安装不上玻璃，即使是阳光明媚的日子，“教室”里也是灰蒙蒙的，若是阴雨天气，全班学生便不可避免地要“韬光养晦”了。他说得最多的是墙上的壁画，画是残缺不全的，且失了颜色，唯一看清楚的是一头牛，牛的身下有一个少年，不知是在放牧还是在找牛奶喝。他在长篇《废都》中极尽心神地创造了一头城市中的奶牛，送牛奶的人每日牵着，让订户按量吮着牛乳喝。我曾问他这头奶牛和法性寺墙上的那一头牛是否有姻连，他笑着告诉我：“这是天机呀。”
贾平凹的老家叫棣花，就是《诗经·小雅》中“常棣之华”的“常棣”，这首讲手足之亲的诗他记得很熟。我去过他老家两次，一次是给他老父亲迁坟，另一次是他的伯父病逝，陪他回乡奔丧。他的父亲贾彦春做了一辈子的山区教师，先教小学，之后教中学，1967年莫名其妙被戴上了“历史反革命”的帽子，遭到沿街批斗，这无辜的罪名虽然在1972年底得到了平反，但天外横来的人身污辱再加上累积的生活之苦，严重影响了他的健康，致使中年早逝。贾平凹在他父亲去世后的第三十三天，即民俗中的“五七”之前，写过一篇《祭父》的散文，这篇如泣如诉的祭文让太多熟悉的和陌生的读者流下过泪水。这篇文章的开始是这样写的：“父亲贾彦春，一生于乡间教书，退休在丹凤县棣花，年初胃癌复发，七个月后便卧床不起，饥饿疼痛，疼痛饥饿，受罪至第二十七天的傍晚，突然一个微笑而去世了。其时中秋将近，天降大雨，我还远在四百里之外，正预备着翌日赶回。”
父亲的去世，给贾平凹的打击很大，至少有几个月的时间他没有从悲痛中脱身出来，他悲哀的是父亲劳碌了一生，受的苦多，享的福少。几年后，他给父亲迁坟也是无奈中的事，一条高等级的公路横穿棣花而过，这本是一件于家乡发展的好事，但路基傍坟墓太近，九泉下的父亲不得不“搬迁”，事后贾平凹泪流满面地说：“我父亲的命太苦了。”
贾平凹是家里的长子，但在家族大排行中是老八，他是孝子，对待伯父母如对待自己的父母，当接到伯父去世的电话，甚至顾不上回家换衣服，直接从单位叫了车就走。西安到丹凤县的棣花，一路秦岭，不足400里的路程，我们却走了近6个小时，进到伯父家，他一头便跪到灵前，泣不成声。我在佛前是见过他进香下跪的，但屈膝前，他一般先要整整衣角，在他伯父灵前，他几乎是一下子就扑下去的。过后贾平凹向我讲了一个细节，他父亲是兄弟四人中的老小，为了供养父亲读完中学，三个大伯从几十里外扛木头回来，为了第二天再扛到20里外的集市上能卖个好价钱，成半夜在院子里用石槌砸木头的大小截面，父亲就是在“咣咣”的响声里读完中学的。
实际上，贾平凹的中学生活只有两年多一点的时间。1964年入商洛镇中学，到1967年他父亲被定性为“历史反革命”，父亲在学校和镇的大街上遭批斗，他被迫中止学业，回乡务农。这一年，他年仅14岁。
如果说到遭遇，贾平凹恐怕是当代作家中“经历”最丰富的一位，从1978年获首届全国优秀短篇奖算起，他头顶上的光环始终有两种截然对立的色调笼罩着，即赞美和批评此起彼伏，交相辉映，1978年，年仅26岁的贾平凹，以《满月儿》获首届全国优秀短篇奖。这是他摘到的第一颗果实，去北京领奖的时候，他见到了许多他心仪已久的老作家，并和其中的多位一起站到领奖台上。在北京的几天，他特意戴着从“瑞福祥”老店买的一顶当时非常时髦的鸭舌帽，以遮掩年轻的额头，这顶帽子从北京回来后就放进了箱子底，从此再没见他戴过。1979年至1982年，他又获得了另外两个重要的奖项，“《十月》杂志首届文学奖”和陕西省首届“优秀图书奖”，这三年间，他一共出版了五本书，《姊妹本纪》（安徽人民出版社1979年）、《早晨的歌》（陕西人民出版社1980年）、《山地笔记》（上海文艺出版社1980年）、《贾平凹新作集》（中国青年出版社1981年）、《野火集》（陕西人民出版社1982年），如果再算上1977年中国少年儿童出版社出版的《兵娃》，26岁之前，已有6部集的进项。与此同时，他的创作引起了文坛评论界的特别关注。《文艺报》在1978年的5月份刊登了两篇关于他的文章，《生活之路——读贾平凹的短篇》（邹荻帆）、《关于贾平凹和他的》（胡采）。程德培在《上海文学》，丁帆在《文学评论》，阎纲在《光明日报》，孙犁在《解放日报》，费秉勋在《延河》杂志都相继发表了针对他作品的专题研究文章。这在当时是绝无仅有的。在当年的国内文坛，他成了一颗新星，耀眼夺目，而且茁壮地冉冉上升。
但好景不长，接下来就遭到了批评和指责，起因是1981年发表在《长城》杂志的一篇《二月杏》。这是一篇写地质队员野外生活和爱情的，其中的爱情描写被认为“违背生活的真实”。《长城》杂志发表《对〈二月杏〉的批评意见》（1982年第3期），《工人日报》发表《揭出病苦应是为了疗救》（1982.3.26），《中国青年报》的态度在当时是客观和积极的，刊出了一条对他颇有帮助的新闻稿件——《〈二月杏〉发表后受到批评，贾平凹走出门听取意见》（1982.6.17）。《二月杏》是他喝到的第一杯苦酒，这杯酒虽不多，但度数高，上头快，因此在1982年全年他情绪消沉，袖手垂眉。《二月杏》事件的可怕在于当时的文学评论不是就作品而作品，它像落入水中的一颗石子，“扑通”一声闷响过后，水面的涟漪一圈一圈向外波散。接下来以《鬼城》（《花城》杂志）为代表的几个短篇在两场现在看来非常滑稽的“清除资产阶级精神污染”和“反自由化”的争论中成为“焦点”，在1984年，一个月内曾有七家杂志发表批评他创作倾向的文章（后来有专家称那场争论事实上是在“污染精神”）。1983年和1984年，他作为靶子被反复摆进了“练兵场”。
1982年至1985年他集中精力转入散文写作，出版了被评论家称赞为“三迹”的三部散文集，《月迹》（百花文艺出版社1982年），《爱的踪迹》（上海文艺出版社1985年），《心迹》（四川文艺出版社1985年），《爱的踪迹》后来获全国首届散文集奖。写于此间的他的标志性散文作品是《商州三录》，遭到批评和指责后，他从西安回到老家，用了两个月的时间，把商洛地区的七个县用脚丈量了一遍，《商州初录》《商州再录》和《商州三录》三个长篇写实散文，一改当时散文写作以“痛说文革苦难”为主调的散文文风，散文写作开始关注现实生活，这三篇文章在当年引来了一片喝彩声，并以此奠定了他在国内散文界的地位。他的这三篇文章发表后，给家乡带来的好处是商洛知名度迅速提升，后来商洛地区由地改市，名称也便叫了商州。他是爱家乡的，家乡的人也是以他为荣。有一年过正月十五，我看过一台来自他家乡的“社火”。这种民俗表演一般是以历史人物或神话传说人物为主的，一支几百人的队伍抬举着诸葛亮、关公，乃至玉皇大帝的塑像，闹然过市。在这支队伍的最中间，我突然见到一个七八岁的孩子扮成他的样子，穿着风衣，戴着鸭舌帽，站在一根几米高的铁芯子上，孩子身后背着厚厚的一本模型书，书上写着三个大字——贾平凹。一位朋友用照相机把这个场景拍了下来，当把照片送给贾平凹的时候，他立即泪流满面，哽咽着说不出话，过了好久才低声说了一句：“我还没给家乡做过什么呢。”
1984年和1985年，是他创作的丰收年景，除了大量的散文作品外，还写出了近20部中篇。《腊月·正月》《小月前本》《鸡窝洼人家》《天狗》等被列为当代文学作品优秀长廊的就是在这期间完成的。《腊月·正月》获全国优秀中篇奖（1984年），《鸡窝洼人家》《天狗》等作品被改编成电影和电视剧。贾平凹后来解释自己在这一阶段为何创作精神如此强健时，笑着打了一个比方：“我是属核桃的，要砸着吃呢。”
从1987年，他开始了长篇写作，到1988年出版了三部作品，《商州》（北京十月文艺出版社1987年），《浮躁》（作家出版社1987年），《妊娠》（作家出版社1988年）。这一时期的长篇，总的说来，似乎没有摆脱中篇的格局，我个人以为仍是长一些的中篇。这种观念他个人不一定接受，但我是这样看的。虽然《浮躁》获美国美孚飞马文学奖，这部书的前半部气韵贯通，但后半部有松懈之嫌。举一个例子，有点像那种“出手并不脱手的飞碟”游戏，飞碟出手之后在半空划一个弧，还应再收回手中，但这部的结尾处有脱手之累。
1993年应该是他一生中最重要的一年，这一年，给他带来巨大光荣和诋毁的《废都》出版了。这部书创造了两个奇迹，单本书的盗印本最多，截至今天，他自己收集到的盗印本有近七十种之多，另外的奇迹是单本的印量最高，正版和盗印版已近千万册。无论如何评论，这部书都应视为一部大书，它再现了当年知识界的一种颓废气氛。作家马原认为，这是一本写颓废的大书，我是非常同意他这个观点的。这部书刚出版他就有了不安的感觉。在送给我的样书的扉页上，他这样写道：“这部书易误读，它将大损于我，我泄了什么天机若此。”事后不久，即印证了他的这种不安，北京出版局查禁了这本书，并处罚了北京出版社。《废都》之后，他遭遇了许多非难，甚至人身的诋毁，四十岁这一年，他磨难多多，经受万千。
《废都》获法国费米娜文学奖是1998年的事情了，这次获奖使他在国内的待遇也稍好了一些，官方指责声也渐渐少了，直到今天，也不再有人提及当年查禁的事。这件事回味起来也挺有趣味，泱泱大国，在1993年的时候竟承受不了一本。关于《废都》的获奖我是个知情者，由于贾平凹陕西口音浓重，我负责和这部书的译者法国人安波兰女士联系，在奖项揭晓之前，我们接到赴巴黎的邀请，贾平凹放弃的原因表面上说是身体不适，其实他是担心当场落选。那一天晚上，我们两人坐在《美文》杂志社，一边等结果，一边玩扑克。我提议要带赌注，因为没有比等一个未卜的结果更令人心神不安的事情了，开始他不同意，因为打牌他从来是输给我的，结果仍如旧例，他不停地往外掏，两个小时之后，将近九点钟的时候，他刚说过“你再赢，这个奖我不要了”的话，我办公桌上的电话就响了起来，在电话的另一端，安波兰女士在颁奖现场激动地说：“在五部中，《废都》胜出获奖。”听到这个消息，贾平凹却出奇的平静了，他说：“我们继续玩吧。”但接下来，牌局的势头就倒向了他的那一边，我之前的收入不仅如数倒流，还稍有亏空，最后，他用我的钱请我去大街上吃了一顿小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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